1982年的夏天，熱浪帶着一股子黏膩的勁兒，把整座城市裹得嚴嚴實實。柏油馬路被曬得軟塌塌的，腳一踩就能留下個淺坑，擡腳時還能感覺到鞋底被微微拉扯，空氣裏飄着瀝青融化的焦糊味，混着居民樓窗口鑽出來的醬油香、蔥花味，成了這個季節獨有的、讓人既煩躁又踏實的氣息。
每條街道的電線杆上都挂着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的紅色橫幅，毛筆寫的“摸清人口家底，服務國家建設”八個字，被太陽曬得發亮，像一面面小旗子，在悶熱的風裏輕輕晃着。一場要把千萬人姓名、年齡、日子都記進表格裏的“數字戰役”，就這麽在蟬鳴聲裏悄悄拉開了序幕。
那會兒的我，就站在這場戰役的邊兒上，像片被風刮落的楊樹葉，飄來飄去找不到落腳的地兒。
前段時間，相戀一年多的女友頂替她母親的職，進工廠之後變了心，分手前在我枕頭底下壓了張字條，字迹挺清秀，寫的卻是“我們不是一個世界的人”——我知道，她是嫌我右腿的殘疾，嫌我在居委會幹些婆婆媽媽的工作。
緊接着，我在國營供銷社大門口貼的招工的紅榜上，擠在人堆裏看了三遍，眼睛都花了，也沒找着自己的名字。後來我了解之後才知道，不是考的不好，是供銷社招工辦的人說了，“招個殘疾人來供銷社影響供銷社的形象，所以他們拒絕錄取了′”。
許是命運多舛，那些日子，我總愛在傍晚往江邊走。夏季漲水季節的長江水渾得很，從上遊卷着塑料袋、爛樹枝枯菜葉往下遊沖，看着那水流，心裏總覺得有個聲音在喊：“你要是跳下去了你就解脫了。”
到了夜裏，我的床頭邊的安眠藥瓶被我拿起來又放下，标簽上的字都被我的手指摩挲得模糊了……。
可等到我下班，每次趕回家，去父母的家裏吃飯，聽見廚房傳來母親切菜的“咚咚”聲，聽見她隔着門問“明天想吃白菜豬肉餡餃子不”，我又舍不得了。
人活着，到底爲了誰？我想，有的時候真不是爲了自己，而是爲了那些還在盼着你回家吃飯的人。
無論如何日子還得往下過，班也得上。我在居委會工作，每天幫着登記居民的糧票、布票，給新婚的夫婦開介紹信，參與居民糾紛調解，關注困難群體并幫助城市孤寡“三無“人員生活等等，這些工作盡管活兒不重，别人也可以幹，甚至比我幹得更好，可我自己卻總覺得自己是個多餘的。
直到七月初的一天，居委會老主任把我叫到她的辦公室，給我倒了杯晾好的白開水，搪瓷缸子上印的“勞動最光榮”都掉漆了。
她說：“上面要搞人口普查，街道辦缺個懂文化的，街道辦事處與我協商，暫時抽你去幫幫忙？我這邊工資照發，你在那邊加班，加班費由辦事處給你發補貼。”
聽了老主任的話，我愣了愣，看着她眼裏期待的眼神，我點了點頭。那時候我還不知道，這份要跟表格、數字打交道的活兒，會是拉我走出泥潭的救生筏。
街道辦事處設在巷道口的坡上面，是一棟擁有獨家院落的小二樓。
人口普查辦公室設在辦事處二樓的一個房間裏，這間有二十來平米的屋子，堆得全是一捆捆的表格和檔案袋。
推開房門，空氣裏飄着紙張的油墨味，混着人身上的汗味，聞着有點悶，卻透着股實實在在的熱鬧。
辦公室裏一共五個人，除了我，還有區裏下派的一名聯絡員，街道辦公室汪主任，還有就是抽來的工作人員：管數據的會計劉大哥，手裏總攥着個算盤，噼裏啪啦打得比誰都快；負責收發表格的陳阿姨，記性好得很，誰家的表格沒交，她一準兒記得。普查辦負責人是街道辦的汪主任，他四十多歲，頭發梳得一絲不苟，中山裝的扣子扣到最上面一顆，他拍了拍我的肩膀說：“小夥子，你是高中生，文化水平高，以後就負責宣傳、培訓普查員，再幫着審核表格，遇上難搞的‘釘子戶’，你也跟着去跑跑。”
第二天，我騎着自行車就上了崗。這輛永久自行車，陪了我好幾年了，給我的生活和工作帶來了實實在在的便利。
培訓人員是從各單位抽調上來的普查員，在這些日子裏，我每天早上七點就到辦公室，把《人口普查登記表填寫說明》用綱闆一筆一劃刻在臘紙上，然而油印出來，用紅綱筆把重點标出來：“姓名必須跟戶口本一緻，别寫‘狗蛋’‘丫丫’這種小名”“年齡得按公曆算，咱不搞虛歲那套”“職業要寫具體，是‘紡織廠擋車工’就别隻寫‘工人’，是‘小學教師’就别寫‘教書的’”。
然後，我再把這些油印說明書分發給所有的普查員和普查指導員。
來培訓的大多是社區裏或是各單位的骨幹，他們聽得都很認真，就是有時候會犯粗心大意的錯。他們容易把“常住人口”和“暫住人口”弄混。
爲此，我在業務培訓會上就舉例子：“比如張三的孫子在外地讀大學，半年才回一次家，這就是暫住人口；張三的兒子跟張三住一塊兒，天天回家吃飯、睡覺，這就是常住人口。”
有的普查員一聽，拍着手笑了：“哎喲，張老師，您這麽一說，我就明白了！之前總把倆概念弄混，這下不會錯了。”
人口普查開始之後，則在統一的時間進行上門登記，登記完了之後，由普查指導員們審核。審核表格的活兒最熬人，每張表格上，姓名、性别、年齡、民族、文化程度、職業、婚姻狀況……十幾項内容，少一個字、錯一個數都不行。
有時候一張表格能找出五六個錯：有的把“回族”寫成“回簇”，有的把“喪偶”寫成“未婚”，還有的把出生年月寫錯，明明是1950年生，寫成了1960年，一下小了十歲。遇上這種情況，我就得拿着表格，騎上自行車去居民家裏進行核實。
有一次，我去紡織廠宿舍找一位姓馬的大爺核實年齡。馬大爺住在一樓，窗戶外面種着幾盆月季，開得正豔。
他說自己是1925年生的，可表格上寫的是1935年。我問他有沒有戶口本，大爺歎了口氣，從抽屜裏翻出個舊布包，打開一看，裏面是幾張皺巴巴的紙：“早年搬家，戶口本丢了，就記得我是民國十四年生的，那年我爹還在北平做學徒呢。”
我趕緊掏出筆記本，算了算——民國元年是1912年，民國十四年就是1925年，沒錯。
回來的路上，我心裏琢磨着：這表格上的每個數字，都連着一個人的一輩子，爲了讓普查數據準确無誤，我們除了多細心點，還要抽空到派出所查詢戶籍大底表，做到普查數據與戶籍大底表準确一緻。我想就能讓他們的日子在紙上也能站得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