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秋，豫東平原的風裹着麥稭稈的焦糊味，我和律師王善美鑽進綠皮火車敞開的車窗，向河南鄭州方向駛去。

鐵軌像是被曬得發蔫的蛇，在暮色裏蜿蜒向前，車輪碾過接縫處的“哐當”聲，震得車廂頂的鐵皮簌簌掉灰。

悶熱的車廂内，空氣裏汗臭、泡面的油香、鄰座老漢旱煙袋的辛辣味纏在一起，黏在皮膚上像層洗不掉的膜。

我把胳膊肘抵在窗沿，指尖蹭到玻璃上凝結的水汽，窗外的麥田正飛速後退，金黃的麥浪被火車劈開，又在身後緩緩合攏，像從未被驚擾過。

身旁的王善美正低頭擺弄着什麽，藏青色西裝的袖口磨得發毛，領口沾着幾點油漬——那是他從上海帶來的唯一一套正裝，出發前特意用肥皂搓了三遍，此刻卻被旅途的疲憊浸得沒了精神。

他指尖捏着本褪色的律師證，塑料封皮上的照片有些模糊，照片裏的年輕人戴着圓框眼鏡，眼神亮得很，不像現在這樣，眼底蒙着層揮不去的倦意。

他把律師證塞進襯衫内袋，指尖反複蹭了蹭袋口的布料，像是在确認什麽寶貝，那動作輕得，生怕碰碎了裏面的東西。

我們此行的目的，說起來實在不值得——去長垣縣追讨一筆三千元的服裝貨款。這筆貨款錢拖了三年，長垣縣紡織廠的老廠長他們派了業務員找了無數次，要麽被對方以“沒錢”搪塞，要麽連人都見不到。

最後實在沒辦法，才托人從宜城市司法局請了王善美律師，畢竟在1989年，“市裏來的着名律師”這幾個字，聽着就比區司法所的人多幾分分量。

我們服裝廠的貨物竟然也是被河南長垣縣這個叫張德順的人所拿。于是王善美将我們和紡織廠的欠債并案一并讓我們一起去追債。

王善美的公文包放在膝頭，深棕色的羊皮封面在車廂頂昏黃的煤油燈下泛着幽光，包帶被磨得發亮，顯然用了不少年頭。

我知道，他的包裏除了順帶給我們服裝廠催貨律師函之外，裏面裝着市區一家中型紡織廠三年來的供貨合同、送貨單，還有一疊厚厚的訴訟材料，每一頁都寫着“四千元”這個沉甸甸的數字——對紡織廠來說，這是幾十個工人的工資；對王善美來說，這也是他接手的第一個跨省的案子，容不得半點差池。

“讓讓！讓讓！”

尖利的喊聲突然劃破車廂裏的沉悶，一個染着紅毛的年輕人撞開過道裏的乘客，皮鞋踩在散落的花生殼上，發出“咯吱”的脆響。

他雙手插在褲兜，兩柄銀色的彈簧刀在指間翻飛，刀刃劃過空氣時，帶着細微的“咻咻”聲，像兩隻不安分的蝴蝶。

周圍的乘客瞬間噤聲，有人下意識地往座位裏縮了縮，原本熱鬧的車廂，突然靜得能聽見車輪碾鐵軌的聲音。

我瞥見王善美的手猛地按住了膝頭的公文包，指節因爲用力而泛白，羊皮封面被按出幾道淺淺的印子。

這動作太明顯，紅毛的目光瞬間掃了過來，那雙眼睛裏帶着股狠勁，像盯着獵物的狼。

我心裏一緊，突然想起一天前在蚌埠轉乘火車時，在車站上看到的通緝令——照片上的男人，左耳也有個銅錢形的耳洞，耳洞周圍還留着點紅色的印子，和眼前這紅毛一模一樣。

通緝令上寫着，這人是個慣犯，專在火車上搶劫，已經在豫東一帶流竄了半個多月。

“把錢交出來！别逼老子動手！”紅毛幾步走到對面座位前，刀尖“啪”地頂在一個婦女懷中的帆布包上。那婦女吓得渾身發抖，懷裏的嬰兒被刀尖的寒光驚到，突然“哇”地一聲哭了出來，哭聲尖銳，刺破了車廂裏凝滞的空氣。

周圍的人都低着頭，沒人敢說話，隻有嬰兒的哭聲，在“哐當”的火車聲裏格外刺耳。

王善美的手悄悄摸向公文包的夾層，我知道那裏藏着個鋼制活頁夾——那是他出發前從律所的廢品堆裏撿來的，邊緣還留着點鐵鏽，他說“萬一遇到事，總能當個防身的東西”，當時我還笑他小題大做，現在才明白，這不起眼的活頁夾，竟真的要派上用場。

紅毛見婦女不肯松手，眼神更狠了，另一隻手抽出第二把彈簧刀，轉身就劃向斜前方一位老人的軍綠色挎包。

那老人頭發花白，穿着件洗得發白的舊軍裝，懷裏緊緊抱着挎包，像是抱着什麽救命的東西。就在刀刃快要碰到挎包帶子的時候，王善美突然猛地站起身，公文包“啪”地橫擋了過去。

“當！”

金屬相撞的脆響在車廂裏炸開，震得人耳朵發疼。羊皮封面沒能擋住刀刃，瞬間裂開一道三寸長的口子，幾頁案卷從裂縫裏飄出來，像雪片一樣落在過道上。

紅毛的刀刃卡在了活頁夾的鉚釘之間，他用力一抽，“嘩啦”一聲，活頁夾的幾頁紙被帶了出來，王善美包裏的《刑事訴訟法》筆記本也跟着掉在了地上。

筆記本的紙頁已經泛黃，是那種最普通的方格本，封面上用鋼筆寫着“王善美”三個字，字迹工整。一張紙從筆記本裏滑出來，上面是他業餘時間學習《古代漢語》時寫的批注，“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墨色已經有些淡了，卻被刀鋒從中間劃成了兩半，半截在紅毛腳邊，半截粘在車輪濺起的泥點上。潮濕的空氣裏，墨迹慢慢洇開，像一道藍色的淚痕，挂在泛黃的紙頁上。

“好啊，敢跟老子耍橫是吧？”紅毛惱羞成怒，朝着車廂後面喊了一聲。

很快，一個身材粗壯的男人從座位上站起來，褲腳往上一撸，從裏面抽出一根鋼管，“哐當”一聲敲了敲座位扶手，眼神兇狠地盯着王善美。

就在這劍拔弩張的時候，前排突然響起此起彼伏的咳嗽聲，“咳咳……咳咳咳……”二十多個穿着藍色工裝、皮膚黝黑的民工模樣的人同時轉過身，有人手裏舉着喝空的二鍋頭瓶子，瓶底在煤油燈下泛着冷光；有人攥着手裏的扳手，指節因爲用力而發紅。

爲首的一個民工抹了把臉上的汗，聲音沙啞：“欺負老人婦女，算什麽本事？”

紅毛愣了一下，顯然沒料到會有人站出來。他罵了句髒話，擡腳踹翻了旁邊的小桌闆，搪瓷缸子從桌上掉下來，在過道裏“叮叮當當”地滾着，裏面剩下的半杯茶水灑在地上，很快就被灰塵吸幹。

他不敢多待，拉着同夥就往車廂門口跑，路過王善美身邊的時候，還惡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像是在記恨剛才的阻攔。

王善美蹲下身，小心翼翼地撿拾散落的案卷，手指碰到被刀尖戳穿的送貨單時，動作頓了頓。那是我們服裝廠最關鍵的一張單子，上面有收貨人張德順的簽名，現在卻被劃了個窟窿，字迹都變得模糊不清。

“哥哥，用這個粘一下？”一個清脆的聲音傳來。斜對面的大學生遞過來半塊橡皮，橡皮已經用得隻剩小半塊，表面被擦得光滑。

王善美擡頭道謝，才看清對方手裏拿着一本《法理學》，課本扉頁上蓋着“北京大學法律系”的紅色印章，在1989年的夏夜，那抹紅色格外鮮亮，像一點不肯熄滅的光。

列車員推着餐車經過，車輪碾過散落的案卷，“吱呀”一聲，在“肆仟元整”的金額處留下兩道黑色的車轍，像是給這筆難追的貨款，又添了一道阻礙。

第二天中午，我們終于到了長垣縣。出了火車站，我們租了輛永久牌自行車，他騎車帶着我，沿着坑坑窪窪的土路往鄉司法所騎去。

路邊的白楊樹葉子落了一地，自行車騎在上面發出“沙沙”響，遠處的村莊裏，飄着袅袅的炊煙，看着平靜，卻藏着說不出的壓抑。

司法所設在一個舊院子裏，土牆上貼着五張通緝令，都被雨水泡得卷了邊，上面的照片模糊不清，字迹也有些褪色。

所長是個缺了門牙的老頭，穿着件灰色的中山裝，袖口挽到胳膊肘，正坐在院子裏的老槐樹下嗑瓜子。

見到我們，他慢悠悠地吐掉嘴裏的瓜子殼，從搪瓷缸裏又抓了一顆，塞進嘴裏：“你們是北京來的？找張德順要賬的？”(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