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王皇後被廢後前後，皇上的心思更多在封禅大典上，個人可憐，貴爲皇後的女子更是可憐，貞曉兕想，
夏林煜開始數落張說，這位曾在封禅大典上風光無兩的盛唐重臣，最終卻在政治漩渦中狼狽退場。
史家對其功過是非聚訟紛纭，但剝離政治利害與時代語境，僅就個人性格與行爲模式而言，張說的“緻命缺陷”可謂層層疊加、環環入扣，最終鑄成一座自我埋葬的“冰山”。
夏林煜從“佞幸”“貪婪”“刻薄”“傲慢”“樹敵”五個維度，輔以大量史料細節與心理動因剖析。以期還原一個血肉豐滿、可資鑒戒的曆史人物。
《朝野佥載》寫張說“佞幸”，人格底色裏的“機會主義”，并非僅指“谄媚”這一表面動作，而是揭示其深層人格裏對權力近乎本能的趨附與利用。
并州時期，他巴結玄宗心腹王毛仲，饋贈金銀“不計其數”，已超出正常官場交際，而帶有一種“期貨投資”的賭徒心理：先把寶押在皇帝寵臣身上，待其“升值”後再連本帶利收割政治紅利。
更不堪的是“嗅靴尖”一幕：謝完皇恩，竟“牽王毛仲手雀躍，俯而嗅其靴尖”。這一動作在唐代屬“胡俗”，帶有強烈的人身依附與自辱色彩，無異于向圍觀同僚宣告——我張說可棄尊嚴、可折身段，隻要能換取向上通道。
心理學上，這種“機會主義”往往源于早年地位焦慮。張說出身庶族，雖才華橫溢，卻在門第森嚴的初盛唐之際飽受歧視。早歲孤貧、科舉奔波的經曆，使其對“權力安全”産生病态渴望，于是形成“權力依附型人格”：隻要誰能提供更高平台，他便瞬間切換爲“極緻讨好”模式。
封禅大典後，玄宗對他青眼有加，張說非但沒有收斂，反而将“佞幸”升級爲“自我神話”，在集賢殿大宴學士時，暗示“封禅之文，舍我其誰”，把君相雙赢的盛典偷換成個人秀場，直接觸發群臣“佞幸太甚”的集體反感。
佞幸之害，不止于個人名節。它像一種“政治霧霾”，讓君主誤判輿情，讓同僚喪失安全感，最終把原本制度化的朝政拖入“誰更舍得下臉”的競劣怪圈。張說之敗，首先敗在把“機會主義”寫進了自己的基因，以緻關鍵時刻無人相信他的忠誠與底線。
如果說佞幸是張說的“權力饑渴”，那麽貪婪則是其“物質囤癖”的外化。史書記載，張家“珍玩山積”，元宵夜竟用“雞林夜明簾”遮月，緻使“月光反不入室”。這一細節極具象征：張說需要的不是自然光亮，而是人爲制造的“獨占式光明”——月亮是公共的，夜明簾卻是私家的；他要讓全家上下明白，唯有張府的奢華可壓倒天象。從“物質囤癖”到“精神炫富”
“記事珠”更顯其心理扭曲：别人贈珠是爲“防遺忘”，張說卻把它當成“外接硬盤”，彌補自己對權力細節随時可能遺忘的焦慮。貪婪到連“記憶”都要用奢侈品來代償，可見他已把“占有”視爲抵禦世界不确定性的唯一手段。
唐代宰相俸祿本厚，外加“封禅”這種大型工程的回扣，張說收入頗豐，但他仍縱容中書主事張觀、左衛長史範堯臣“招權納賄”，把國庫當成私人ATM。東封回程途中，有州縣一次進獻“白絹五千匹”，張說直接批條“留張宅使用”，把國家貢賦劃爲自家私産。
貪婪之害，在于它讓政治決策出現“價格标簽”：誰送得多，誰就能換得美官；誰不送，誰就坐冷闆凳。當“公權”被“私價”綁架，朝廷便自然滑向“價高者得”的寡頭遊戲。張說看似富可敵國，實則把“宰相”這一公共職位私有化，最終引火燒身。
張說對同僚“不留情面，辄加叱罵”，被百官私下稱爲“死刑文诰”。這種刻薄，并非簡單的“脾氣不好”，而是典型的“權力傲慢綜合征”：長期居于信息上遊與資源分配高地，使他産生“智力優越感”，把不同意見一律視爲“愚頑挑釁”，于是用“當衆羞辱”來強化自己的話語權。
心理學研究表明，長期處于“被仰視”角色的人，若缺乏自省機制，其大腦會分泌更多“勝利者激素”（睾酮與多巴胺），從而對“羞辱他人”産生成瘾性依賴。張說正是如此：每當有人在議政時提出異議，他先以“卿輩何足與論大計”開場，再以“若依卿言，必誤蒼生”定性，最後補一句“退而自思，毋污朕耳”，一氣呵成，讓對方在皇帝與百官面前徹底喪失顔面。
刻薄之害，權力傲慢下的“語言暴力”，在于它把“政策争論”升級爲“人身獵殺”。短期看，張說用“語言暴力”提高了決策效率；長期看，卻制造了大量“隐形敵人”。
崔隐甫、宇文融之所以在彈劾時“必欲置之死地”，很大程度上正是平日累積的“羞辱記憶”總爆發。權力場上，被羞辱者往往比被剝奪者更具報複動能，因爲羞辱傷及人格内核，形成“此生不雪，死不瞑目”的心理契約。張說平日一句“鼠輩何能爲”，到了關鍵時刻，就被“鼠輩”們聯手反噬，幾乎無一生路。
張九齡曾提醒：“宇文融得寵，善辯，宜早爲備。”張說卻笑曰：“鼠輩何能爲？”這一聲“鼠輩”，暴露了其性格裏最緻命的傲慢。
首先，他對“制度權力”與“個人魅力”産生誤判：戰略輕敵與“認知盲區”，自恃文章宗匠、封禅首功，以爲玄宗會永遠“護短”；卻忽視皇帝最核心的利益是“權力平衡”，而非“個人恩寵”。
其次，他對“新興勢力”缺乏敬畏：宇文融掌管“括戶”，背後站着全國财稅系統；李林甫深通音律，卻更懂人性弱點；崔隐甫剛正不阿，正缺一個“大老虎”祭旗。這三人聯手，等于“财稅+監察+皇族”三維夾擊，而張說仍把對方當成“跳梁小醜”，以緻連最基本的防禦布局都未啓動。
傲慢的終點，是“認知盲區”：他看不見玄宗已厭倦“一家獨大”，看不見源乾曜從“老好人”變身“總協調”，更看不見哥哥張光“割耳鳴冤”隻會坐實“輿論暴力”。當三封彈劾奏章同時抵達禦前，張說仍以爲“不過例行勘問”，直到被高力士描述爲“蓬頭垢面、席藁而食”時，才意識到傲慢的代價是“尊嚴清零”。
張說的“跌落”，還體現在“樹敵”呈幾何級擴散：
與崔隐甫：門戶之争。張說嫌其“無學術”，實質是“科舉文士”對“吏幹能臣”的鄙視；崔隐甫則痛恨“文章宰相”壟斷話語權。
與宇文融：路線之争。宇文融要“括戶”增稅，張說要“輕徭薄賦”保面子，實質是“财政集權”與“文學清流”的沖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