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眼睛直直盯着那張紙條，上面寫着“平安路18号，三樓東戶” 血從手心慢慢滲出來，順着手指縫流到手腕上。斷掉的筆杆卡在虎口那兒，塑料邊紮進肉裏，疼得我一下子清醒了。

這不是做夢，也不是别人模仿我的筆迹——那就是我自己寫的字，連筆畫的頓挫都一模一樣。可我咋都想不起來啥時候寫過這個地址。

我把紙條折好，塞進衣服内袋，用左手按住傷口，不讓血再往下滴。右手都有點發軟了，就跟被人抽了筋似的。我知道不能再用那個能力了，腦袋沉得像灌了水泥，擡都擡不起來。

走出技術室前，我把裝着紐扣的證物袋扔在垃圾桶邊上，故意沒封口，露出點銅色。要是有人盯着我，肯定會去撿。我沒回頭，就用眼角餘光掃了下走廊盡頭玻璃的反光——沒人靠近。可五分鍾後保潔過來，袋子就沒了。

我從警局後門出去，沒打車，也沒走平時常走的大路。先坐公交繞了兩圈，在第三站下車後鑽進了菜市場。攤主的吆喝聲和魚腥味一下子就撲過來了，我貼着肉鋪走，借着案闆擋着回頭看了一眼：五十米外，一個穿灰色沖鋒衣的男人正低頭看手機，走得不快，但一直沒落下。

他不像是街頭混混那種跟蹤法。他不故意藏着，也不靠太近，節奏穩得就跟呼吸似的。

我拐進一條廢棄辦公樓的小巷，腳步一下子加快了。身後的腳步聲沒亂，也沒加快，就一直保持着那個距離。我心裏有數了：這人是受過訓練的，可能是警局内部的人，也可能是“幽靈”手下那種專業盯梢的。

我在巷子盡頭停下，假裝系鞋帶，借着地上水窪的倒影看清了他的臉——三十出頭，左耳戴個耳釘，走路的時候右手習慣摸摸腰側，好像帶着家夥。

我沒再試探，直接往平安路走。路過便利店的時候買了瓶功能飲料，店員找錢的時候多塞給我一張紙巾。我沒說話，接過來就走。進了樓道才打開紙巾，上面印着便利店的标志，角落被人用指甲劃了個極小的“隼”字。

和神秘人留标記的手法一樣。

他們不光知道我要去哪兒，連我買啥、誰給我找錢都清楚。這不是臨時起意的跟蹤，是早就布好的局。

我站在平安路18号樓前，擡頭往上看。三樓東戶的窗戶拉着窗簾，沒亮燈。整棟樓安靜得有點吓人，連狗叫聲都沒有。我一邊數着腳步一邊上樓，在三樓停下，假裝敲鄰居家門問人，其實是聽聽對面有沒有動靜。啥聲音都沒有。

下樓的時候我換了條路，繞到樓後面的消防梯，從外面瞅三樓窗戶的縫隙。窗簾拉得太嚴實，啥都看不見，但我發現窗框邊緣有細小的劃痕，像是經常被推開又關上，摩擦留下的。

回到街上，我故意走慢了，走進一家打印店複印身份證。出來的時候那人還在五十米外，站在公交站牌下假裝等車。我拐進一家藥店買了瓶碘伏和紗布，坐在門口台階上給自己包紮手掌。血已經止住了，但傷口有點深，得縫針才行。

我沒回警局，去了趙勇家樓下。我沒上去，就在對面便利店坐着，點了杯熱咖啡，看着他家窗戶亮燈了才起身離開。要是真有人查我的行蹤，會以爲我去趙勇那兒了——這是個幌子，讓他以爲我要找搭檔商量事兒。

其實我沒碰手機，也沒聯系任何人。

回家路上我又換了條路，穿過地下車庫出口，繞進一所中學圍牆邊的小路。這次我沒回頭，把剛買的創可貼撕開一半扔在地上，故意讓它卡在排水溝邊上。二十分鍾後我從另一頭回來，創可貼沒了。

他們連我扔垃圾的習慣都在記着。

回到家我先去洗澡。熱水沖在背上，我才覺得冷，不是天兒冷，是那種被人盯着後背的感覺。我擦幹身子，換上幹淨衣服，把染血的那件塞進洗衣機泡着。

然後我坐到書桌前，打開筆記本，寫下三個名字：灰隼、周志遠、鄭銘。

我不确定誰是“灰隼”，但我知道這人肯定在我身邊很久了。他能拿到我三年前的出警記錄，能在我寫地址的時候讓我自己寫下線索，還能讓便利店店員配合留标記。

這不是外人能幹出來的事兒。

我打開抽屜最底下，拿出一支舊圓珠筆，擰開筆帽，把剛才那張寫着地址的紙條卷成細條塞進去。再裝上筆帽的時候，筆身咔哒一聲合上，就跟扣上保險似的。

我把筆放外套口袋裏，躺床上閉着眼。

不是睡覺，是等着。

兩個小時後，手機震動了。一條陌生号碼發來的短信：“别再去平安路。”

我沒回。

我把手機扣在胸口，聽着它不震了，然後慢慢坐起來。

窗外路燈的光照進來，在地闆上劃了一道黃線。我低頭看自己的影子，又長又直，就像一把豎着的刀。

我站起來，走到窗邊拉開窗簾。對面樓頂有個黑點閃了一下，好像是無人機鏡頭反光。

我盯着那個方向看了五秒，轉身去拿外套。

筆還在口袋裏，沒丢。

我輕手輕腳走出去，關門聲音也很小。

電梯往下走的時候，我摸摸口袋裏的圓珠筆，确定它還在。

電梯門開了，我邁出左腳，右腳剛要落地，突然聽見樓道盡頭傳來一聲輕輕的金屬碰撞聲——好像是耳釘刮到門框了。

我沒回頭，右手插進口袋，握緊那支筆。

筆尖朝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