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卡在最後一幀時，法庭裏的空氣像被抽幹了。投影儀的光束還打在幕布上，定格的畫面裏，鐵籠裏的人蜷縮着，瘦得隻剩一把骨頭，手腕上的鐵鏈勒出深深的血痕——那是1943年哈爾濱平房區的“實驗場”，趙佳貝怡在遺址照片裏見過無數次，卻每次看都像被冰錐紮心。

戰犯席上那個總是喜歡用手帕擦拭額頭汗水的将軍，此刻雙手僵硬地停留在半空中，那塊白色的手帕也失去了原有的潔白，它的一角無力地下垂着，上面已經浸透了深顔色的汗水痕迹。

這位名叫松井次郎的将軍，其殘忍行徑被詳細記錄在了清水百合的筆記本中：他最爲拿手的便是利用活生生的人來檢驗毒藥的毒性強度，并會将這些慘無人道的行爲以一種極其嚴謹、甚至可以說是近乎病态般工整規範的字體記載于報告之中，仿佛那些無辜生命隻是供他随意擺弄的工具而已。

其中一份報告中的字句更是讓人毛骨悚然：實驗體對毒物産生了強烈的不良反應，但這卻使得我們能夠更有效地收集相關的數據資料。 如此冷酷無情且充滿變态意味的文字描述，實在是讓人感到無比惡心和憤慨！

就在這時，坐在一旁的另一名戰犯引起了人們的注意。隻見那名戴着圓形框架眼鏡的男子突然間彎腰蹲下身子，同時口中傳出一陣極力克制的嘔吐聲音。

由于身體過度前傾，他鼻梁上架設的眼鏡也随之滑落至鼻尖處，從而暴露出一雙布滿鮮紅血絲的眼睛。趙佳貝怡一眼便認出了此人正是木村英二，一個臭名昭着的日本 731 部隊首席研究員。

想當年，就是這個惡魔親自給年僅三歲大的孩子們注射過緻命的鼠疫病菌，而事後他竟然毫無愧疚之心地在工作日志中寫道：年幼的兒童通常免疫力較弱，因此這樣的實驗往往能取得更爲明顯的成效。

反對! 一聲怒吼如同驚雷般炸響，震得在場所有人都不禁渾身一顫。隻見一名身着銀灰色西裝的日本律師霍然站起，雙手用力地拍打在面前的桌子上，發出清脆而響亮的聲響。

由于這突如其來的動作過于猛烈，導緻他原本整齊系好的領帶也被甩到了一旁，顯得有些狼狽不堪；與此同時，他那潔白的袖口處還沾染着幾滴尚未幹透的咖啡污漬，此刻更是格外引人注目。

這名律師的嗓音尖銳刺耳，仿佛用指甲去刮擦一塊光滑的玻璃一般，讓人聽後感到一陣毛骨悚然，但即便如此，還是難以掩蓋住其話語末尾微微顫抖的音調。

趙佳貝怡冷靜地将目光投向對方，不經意間瞥見了他腳邊敞開着口子的公文包。那個公文包的拉鏈并未完全合攏，從縫隙之中隐約可以看到一疊厚厚的文件紙張，上面赫然标注着辯護材料幾個大字。

然而，當視線進一步下移時，她卻驚訝地發現那些紙張的邊角部位竟然印有一行極小且不易察覺的字樣：軍部特供。

這個特殊的标識對于趙佳貝怡來說再熟悉不過了，因爲她曾經在當地的曆史檔案館裏親眼目睹過與之相同的版本——毫無疑問，這些所謂的辯護材料實際上就是當年侵華日軍專門用于銷毀自身犯罪證據、試圖給自己洗脫罪名的洗白手冊!

趙佳貝怡沒接話，從帆布包裏掏出個牛皮文件夾，金屬搭扣“咔嗒”一聲彈開，驚得那律師哆嗦了一下。

她抽出一沓照片，指尖在上面頓了頓，遞給法警時，指腹蹭過第三張照片的邊緣——那是她去年在平房區遺址拍的，操作台鏽得發綠，側面刻着的“B-17”編号卻清晰可辨。

“這是東北平房區731遺址的現場照片。”她的聲音透過麥克風傳開，平得像結了冰的河面，“第三張照片裏的操作台，編号是‘B-17’，影像裏第三分零二秒，手術台側面刻着同樣的編号。”

法警把照片傳給法官席，又繞到被告席。松井次郎掃了一眼，突然像被抽走了骨頭，癱在椅子上，帕子從手裏滑落到地上，露出手腕上塊歪歪扭扭的刺青——是當年部隊的番号，和影像裏研究員臂章上的圖案一模一樣。

木村英二盯着照片裏的操作台，喉結上下滾動，突然抓起面前的水杯砸在地上，玻璃碎片濺到法警的鞋上，他卻像沒看見，隻是死死瞪着趙佳貝怡，眼裏的瘋狂像要吃人。

“還有這個。”趙佳貝怡又拿出個小本子，紙頁脆得像枯葉，邊緣卷着毛邊——這是去年在遺址牆角的磚縫裏摳出來的，被雨水泡得半爛，卻勉強能看清字迹。

她翻開第17頁，用指尖點了點其中一行：“1943年5月12日，領取‘低溫實驗專用溫度計’十二支，規格：-50c至10c，領用人：木村英二。”

她擡眼看向那個戴圓框眼鏡的戰犯，聲音裏沒帶一絲情緒，“影像裏第12分38秒，研究員手裏的溫度計，刻度範圍與記錄完全一緻。”

木村英二的臉“唰”地白了，比他襯衫的領子還白。他突然想起什麽，手忙腳亂地去摸口袋，掏出個皺巴巴的小本子——趙佳貝怡認得，那是他當年的實驗日志，上次在東京檔案館查資料時見過複印件，其中一頁赫然寫着“5月12日，溫度計用于‘冷凍耐受度測試’，實驗體編号37号，死亡時間14點27分”。

此刻，他的指甲深深掐進紙頁，把“死亡時間”四個字摳得發毛。

律師還在嚷嚷“沒有直接證據”，唾沫星子濺到前排旁聽者的肩膀上。趙佳貝怡沒理，從文件夾底層抽出個透明密封袋，裏面裝着一小撮綠色粉末，在燈光下泛着詭異的光。

“這是從731遺址的碎玻璃罐裏提取的殘留物。”她把密封袋遞給法警，“影像第17分49秒，研究員往培養皿裏加的綠色液體，是731特有的炭疽菌培養液，加了孔雀綠染色劑。

這種配方，隻有石井四郎的核心團隊掌握，清水百合的筆記第68頁有詳細配比——”她頓了頓，目光掃過被告席上那些低垂的頭，“我們在殘留物裏檢測到了相同的成分，誤差率低于0.1%。”

法庭裏靜得能聽見鋼筆劃過紙頁的“沙沙”聲。

有個穿旗袍的中國女人突然捂住嘴，發出壓抑的嗚咽——趙佳貝怡認得她，是南京大屠殺的幸存者周奶奶，昨天在休息室，老人攥着她的手說：“妹子，我男人就是被他們用炭疽菌害死的，死的時候渾身爛得不成樣，到死都睜着眼。”

老人的手背上滿是老年斑，卻死死抓着趙佳貝怡的手腕，力氣大得像鐵鉗。

“這些不是什麽‘科學實驗’，是有計劃的屠殺。”趙佳貝怡的聲音低了些，帶着點不易察覺的顫。

她想起去年冬天在太行山裏遇到的那個老婆婆，老人盤腿坐在炕上，懷裏抱着個掉漆的木匣子，裏面裝着她兒子的遺物——一件被血浸透的棉襖，布紋裏還能看出彈孔的形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