顔思齊打敗了南京經略、兵部尚書張鶴鳴的大軍後，蘇州城明軍守城兵丁主動投降，顔思齊進占了蘇州，這樣，中華軍占領了北起揚州、鎮江，南到太湖之濱、蘇州、宜興一帶，東起大海西至長江沿岸蕪湖一帶的大片富庶的江南地區。

江南是明朝最富庶的地方，但是，這富庶屬于皇親國戚、官商、士紳地主和一些勾結官府的富商，和小老百姓無關，尹峰前幾年考察江南一帶時，已經發現蘇松、湖州等地小農棄地爲流民以及賣地成爲大地主佃戶的現象很嚴重。

而江南一帶把佃戶例稱”佃仆”，地主每以佃爲仆，禁止其參加科舉考試，佃農是地主土地的附屬物，佃戶每随着土地所有權的買賣而換易主人，幾乎等同農奴，紳衿大戶，欺壓佃戶，視其爲奴仆，霸其妻子者屢見不鮮，中華軍所占州縣，所執行的法律，是大明律和中華公司規章的混合體，因此一般不輕易去觸動官紳豪族的利益，但是對反抗中華軍的地主豪紳一律格殺勿論，抄家分地産，這使得一些奴仆、佃戶看到了希望，他們有些人就有意在在鄉間攻擊中華軍，主動束手就擒，然後供出是主家所指使的，接下來，中華軍就會抄了那些地主的家，把田地分給佃戶、奴仆們。

一般默認了中華軍統治的地主們，大多數人不得不稍微改善一點佃戶的待遇，深怕他們會去铤而走險、殃及自己的全家。

這時代的官府，政令出了縣城大門，就得依靠地方鄉紳的勢力來執行，基層政權組織完全要靠地主鄉紳來維持，因此大明官府的行政權力在鄉村一級，基本是不存在的，這些權利掌握在地主們手中，鄉紳土豪就是爲所欲爲的土皇帝。

江南更加是朝廷重賦之地，蘇松一帶賦稅之重，在全國首屈一指，嘉靖年之前，蘇松稅糧就已經占了全國總稅糧的九分之一：

明朝初年，國初總計天下稅糧，共二千九百四十三萬餘石，浙江二百七十五萬二千餘石，蘇州二百八十萬九千餘石，松江一百二十萬九千餘石，浙江稅糧相當于全國九分之一，蘇州稍微少于浙江，以一府抵一省，号稱“天下之最重也”，松江半于蘇，蘇一州七縣，松才兩縣，較蘇之田四分處一，則天下稅糧之最重者，就數松江了。

而萬曆四十五年的稅糧，很明顯是不用交了，想交也沒處交，中華軍宣布了三年免征的措施，還禁止地主逼租；對于佃戶抗租的事一律不管，隻是讓地主們自己去和佃戶談和，而明朝官府一向是會主動出面幫他們催租的。

這些免征糧政策深得小自耕農和鄉間小地主的歡迎，至于那些士紳官商，秉承君子不立危牆之下的古訓，沒有勇氣站出來對抗中華軍，而且中華軍軍紀極好，比明軍而言那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老百姓都看在眼中，士紳們的特權雖然失去了官府保護，财産受到了打擊，但是由于中華軍和一般老百姓相安無事，士紳階層很難以此來鼓動百姓起事反抗。

最歡迎尹峰的大軍到來的人群，那就數商人和工匠了。

最高興的人群是手工業工匠，江南地區發達的手工業使得中華軍招收工匠的工作十分順利，被中華聯合公司豐厚報酬吸引的工匠們成千上萬地向南京城集中，有的在中華軍臨時開設的絲織廠、軍工廠中已經開始幹活，大多數都要坐船去台灣、呂宋、琉球、西婆羅洲等地，他們和公司簽訂契約，必須爲公司幹活滿五年後才能解約成爲自由工匠，同時也可以以匠師身份加入公司的各家工場，成爲公司長期雇員，五年期滿後，他們可以回老家，或者自己在公司統治區開設自己的作坊。

商人們現在可以直接和中華聯合公司做生意了，無論商家大小都可以公平買賣，原先壟斷市場的官商、“權商”都随着逃跑的官府與官軍走了，這些商人因此受益非淺。

商業貿易在這幾個月内，在中華軍統治區異常繁榮起來，甚至在湖州北面的太湖岸邊，也有不少商人就在官軍眼皮底下和中華公司在做買賣，實際上打敗而歸的官軍士氣低落，根本就不想來管小商小販們的這些事。

沿着長江，從上遊來的川、湖廣、江西的商家的船隻絡繹不絕，中華軍的大炮巨艦甚至一直巡邏到了南昌城下，一路爲各商家的船隻護航，官軍長江水師已經全軍覆滅，對中華軍的戰艦完全無能爲力，顧炎武寫文章說：“自萬曆以後，天下水利、碾　硙、場渡、市集，無不屬之豪紳，相沿以爲常事矣”，在這種情況下，官商地主實際是控制了工商業經濟的。

但是中華軍的到來，沖擊打破了這些老一套的工商業次序，沒有了官府的保護，官商勾結的以徽商爲主的鹽商、山西晉商等商幫在江南的勢力遭到了重大打擊，他們沒有了官府的保護，根本無法和中華公司在公平買賣的基礎上進行實力競争。

同樣，在中華軍占領的江南城市中，原先胥吏官紳對商人敲詐勒索現象，随着官府官兵的逃亡，立刻消失了，嘉靖後期以後因爲吏治的日益敗壞，兩京大小衙門紛紛以“和買”爲名，挨家挨戶敲詐各行商戶，即使是那些沒有采購權的衙門，也千方百計派皂隸到市場上以半價搜羅貨物、甚至以原價十倍以上的金額進行訛詐。

尹峰在南京考察期間，雖然時間不長，卻也聽說了應天府從差人、門吏、書辦等開始，每個衙門中人常常要對商戶們百般刁難，各出票令皂隸買物，其價卻常常隻給一半，如扇子值二錢者隻給一錢，如此等等，被定爲“和買”的鋪戶有因此破産的。

南京皂隸俱是積年老吏，給商人的票上标出“至本衙交納”，等商人第一次來送貨，就言其不好，打上十大闆踢出衙門，皂隸持票沿門索取，一家得銀，複至一家，南京大小九卿衙門堂屬幾二百馀員，幾乎個個都是敲詐勒索的好手，而這種情況已經成爲路人皆知的風氣，所以商戶們甯肯幹脆直接向這些胥吏奉足賄賂，也不願意在“和買”的幌子下遭受其勒索之苦。

尤其是當時官府對商戶的敲詐是“一家得銀，複至一家”，公開進行的，中華軍占領南京後，趕走了南京大大小小的官員，從台灣派來了自己的官吏，剝奪了幾乎所有胥吏皂隸的權力，中華公司的政治制度實際也是中國式至上而下的，但是職權分明、結構層次簡單有效，各級官吏出自政治學院，被灌輸了軍事化的紀律和廉直觀念，學習了數字化精确概念，并且有着直接向尹峰負責的商情部等監督部門，極少貪污現象。

而且中華公司畢竟是商人集團起家，非常推崇公平買賣的觀點，基本不存在以權力入股的現象，當然，中華軍是公司最大的後台，但是中華軍宣傳的軍國民一體精神，和軍隊集中統一的紀律和體制，決定了軍人很少有機會欺淩百姓。

南京城的大多數商戶和小民對此拍手稱快，很多老百姓就此希望中華軍不要走了。

當然，也有不曉世事的書生來鬧事，他們有人來到南京，在大街上罵“賊”，或者是要面見尹峰勸說他歸降朝廷，做這種無聊事的人中，就有理學大家劉宗周、松江華亭（今屬上海松江）人夏允彜。

劉宗周其人，尹峰是知道的，因爲海禁之前這家夥就寫文章攻擊中華公司敗壞人心，朝廷邸報都有轉載，尹峰也見到了夏允彜的名帖，越看越覺得這名字很熟悉，半天才想起來：這不就是抗清少年英雄夏完淳之父嗎。

夏允彜字彜仲，号瑗公，此時還是在老家耕讀傳家的士子，他敏銳地發現，中華軍在争取人心方面很有一套，他并沒有爲此探讨官府施政的弊病，而是本能地認爲這是中華公司收買人心之舉，因此他決定要來南京與海寇理論一番。

劉宗周今年39歲，在儒林已經大有名氣，因爲和東林黨來往密切，因而在朝廷黨争中失敗去職歸鄉，他本能地發現，中華軍那一套“開海裕國，通商利民”的主張，以及重武輕文的舉動，和他提倡的“存天理，遏人欲”，救世要靠正人心這些理論格格不入。

因此劉宗周不顧家人勸阻，也來到南京，企圖勸說海寇能夠改邪歸正、棄暗投明，因此他和夏允彜走到了一路，一齊來到應天府衙門前要求見尹峰，他們兩人身後，還跟着幾名冒死相随的劉宗周弟子。

而此刻的尹峰，正在爲朝廷僵硬不妥協的态度苦惱。

曾棋、曾山、徐鴻基等人也是爲如何能夠和朝廷談和而苦惱，中華軍雖然強大，但是兵力不足，要想一口氣吞下整個明朝，眼下還是不可能做到的，可是，朝廷現在的态度确實使尹峰有點騎虎難下之感。

尹峰身邊還有尤文輝和葡萄牙傳教士陸若漢伴随，他們對于這種局面，隻能作爲旁觀者了。

現在，傳教士們正在陪同尹峰接待南京城内的一些西洋傳教士和中國天主教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