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是說六道輪回的原則不是以行爲論，而是以不滅神識中的心性論？一個人隻要自身品性端正或者平庸，哪怕親殺千人以上并且因爲自己的政令而導緻千萬人死亡也隻會按照心性善惡的原則來決定輪回入三善道還是畜生道，而不會堕入惡鬼地獄之中？”

“理是如此，世人但切不可做此想。”破顔忽然感到一種危險，便思索片刻說道。

“爲何？”張海問道。

“想凡間世人修佛者甚至佛家大多數同修都要戒酒戒葷，僅僅是葷食給常人帶來的不易察覺的微弱惡性都可能使人難以入三善道，何況是如此？一個人如果是心性端正，即便爲君王又如何會犯下如此罪行？”破顔又解釋道。

“想來我這一生終不可能與三善道有緣了。不過就算是畜生道，想來還不像八寒八熱地獄那樣令人難以忍受，也并不比這時上民間廣大底層百姓之苦相去太多。”張海聞之苦笑道。說這話的時候，多少是有些誠意的。前世的記憶讓張海對輪回之說已經多少有些相信，隻是要完成自己在今生改變世間的宏大理想，又怎麽可能不死人？又怎可能避免大規模的階級、宗教、乃至民族等方面的清洗？所有要有些超脫百年之局限做爲的君王都不可避免的要以相當的代價來做爲償還，更不要說自己在起家階段的殺業了。而且這些事不論怎樣看都未必是自己所認同的罪事，忏悔終究是難行且難以依靠的。

“倘若一個人爲了自身的功名成就而做事，不論有多麽高尚的借口，那終是利己。利己多于利他爲世上最爲廣泛的惡因。何況爲了利己而造罪？但如果并不以自身的功名成就而爲根本目的，而是真正爲了這世上的百姓造福民衆廣結善緣，或者在未來種下巨大的善緣福緣，是可以抵消自己的造業的。”破顔接着舉例道：“這就好比一個普通的兵士或者刑場上的屠夫，隻要他自己心性端正殺人不是爲了功成名就功名之利，僅僅是爲了保衛家園或懲惡揚善，就可以抵消其很大部分的業力。”破顔仔細想了想那些套話說道，面對張海這樣極有權勢的人，雖說出家人不打诳語，可也要因人而異。

似乎忽然想起了什麽，張海有詢問道：“修習外教之人，如道家。還有那些假托佛義而生的民間宗教，按佛法來說可會入三惡道？”

張海知道對于異教和異端，亞洲東南的很多宗教包括佛教在内沒有天方、景教那樣極端。可不知道在寬容性上究竟在什麽程度，自己在今世假托天帝之使的行爲又會如何。

對此，似乎破顔似胸有成竹的說到：“佛法不是天上哪一尊神仙按照自己的想法給予世人的獎懲，大多數外教也多有懲惡揚善的内涵。依據實際的心性業力決定入三善道還是三惡道，隻是終不能脫離輪回之苦而已。”

聽聞這樣說，張海的心也就寬慰了不少。張海算不上佛教的信徒，實際上是疑神論者。而在世上各種主流宗教中包括道教在内大多宣揚有神，這無疑就是與自己以圖建立自己的隊伍及權力凝聚力的“天帝之使”的說法相根本違背的，甚至是與近代科學相幹涉的。儒教雖然不宣揚有神論，但是在排斥科學體系方面并不比有神論的說法遜色。唯有佛教或許可以在佛教徒自己能夠接受的情況下改良爲無神論或者與有神論相包容的宗教。

張海又一次陷入了沉默之中，他在思索史上三武一宗滅佛，乃至佛門中的種種惡行往事。又想到宗教對于階級鬥争和進步理念的種種阻礙作用，不斷的權衡着利弊。

在城鎮化的現代社會，或者人均資源豐富的一些發達農業地區，除了禅宗外的主流佛教所主張的思想除了對平等性的認同這一點外，與印度教沒有本質不同。那種消極避世的思想在這種情況下對經濟和國力是有害的。

而在明清時期的中國，人均資源不充沛的南亞或東南亞，佛教的流行則有其必然性。

避世出世思想的另一個産物是寺院經濟。有寺院就有與寺院相圍繞的經濟活動，不論是“公有或集體所有”的十方寺還是“家族企業式”式的子孫寺在沒有或多或少的全國監督外部的監督的情況下，在财務上比政府和軍隊更腐敗，可以發展到堪比資本主義企業或地主階層這類的級别上。但不同之處在于：民間剝削階級可以合法消費投資，而隻要在消費端和投資端上建立全國性的法律法規，寺院及僧侶腐敗的危害是可以控制的。

南北朝末年的時候，北周北齊的僧侶發展到五百萬人，占當時北方人口近三分之一，趕超工業時代中國具有城鎮戶口的居民比例。佛教的過度發展造成的沉重社會福利負擔無疑是與當時謀求全國統一争霸戰略需求的北周相背離的。這種有組織的團體還是潛在的暴力集團，因此遇到統治者的警惕。

而如果進入到國家軍事機器和統治能力有所發展的準近代水平社會，有其他方面的文化發展保證足以不使佛教發展到南北朝末年那種狀态。漢傳佛教及其模式就是現代社會福利制度的一個有效補充？而且單純的給無業者發放福利對提高國民素質和紀律性訓練的好處是有限的，“出家”卻能起到這個作用。還能起到消化傳統社會中“剩男”的作用

在思索這些事情的時候，張海再也沒有諱言，而是同破顔談到了三武一宗滅佛的根源還有末法時代僧侶們的諸多行徑。佛家回避社會社會矛盾的主張可能對社會本身帶來的影響等等。

“自五代兩宋以來，世風日下。唐宋元明改變秦漢至唐代的趨勢不斷加強的重刑立法尚且不能重整腐朽沒落的事間。多數佛門同修往往也是世間的肉體凡胎中來，在世人迷信的哄擡乃至權貴之人的縱容之下種種違背佛門規矩的醜行也就在所難免了。”破顔歎道，但某種程度上也是爲這種行爲上的辯解。

“還是能夠盡可能的避免這種事兒的。道德與心性的修養需要監督，隻要在全國建立專門的宗教刑司衙門，以超脫世人标準的規矩和法度向來可以避免三教九流中的不少事。并且在完善各寺财務制度的情況下廣泛建立舉報獎勵之制。除此之外，廢除大多少寺院田産改爲按照查實的人數規格建立國家相關的财務保障。想必可以使不少人即便不能超脫輪回之苦度而成佛，也能讓不少佛門中人真正得以免除堕入三惡道之苦。”張海思索片刻後回答道。

“隻要用人得當不草菅人命，重典亦爲善法。”破顔一時沒有想到太多，隻是稍加思索後應付般的說道。可當平靜下來仔細思索的時候又覺得這其實何嘗不是一個機會？唐宋時期佛法衰敗儒家興起，這固然有三武一宗滅佛的緣故。可大乘佛教中功利斂财之風乃至僧侶的種種迷信下的特權又何嘗不是使其喪失民間信任以至于不可能在這數百年來得以壯大的重要原因？這些現象當然不可能徹底清除，最可能的情況自己這些名寺上層的利益不會損失多少，卻可以大大約束佛門下層。尤其帶來的威信提高則可以壯大整個佛門的勢力。

可此時的破顔并沒有被閑談沖昏了頭腦，再了解到張海本人對于佛家并無自己以前想象的那類惡意的時候終于向張海請罪般的跪了下來：“是貧僧以前聽信讒言一時糊塗，誤會了施主，才會把一些事情隐瞞至今。”

随後，破顔把自己了解到的城内寺院中廠衛的情況向張海主動做了坦白。

“你雖有罪，難迷途知返當能在一定程度上将功補過。不過，我希望不再有人把我的這種信任還有今後我們共同曾在青州的當做資本來炫耀。”張海也終于對破顔叮囑道。

同破顔的會面一定程度減輕了這些日子以來張海心中的罪孽之感，也迅速拔除了廠衛留在城内寺中的不少機關暗線。但更重要的收獲，還是新朝立法上的思考。

五代元明以來，曆朝典法逐步加重，卻沒有挽回社會文明逐漸衰敗的勢頭，除了重禮而輕法，法律包含了太多公開且顯而易見的等級痕迹，就在于包含了太多以業定罪而不是以性定罪的東西。

工匠們的輪休制度使得不少學塾弟子得以從長時間的監督工作中解脫出來，得以有不少空閑時間用于日後一些基本所需律法的商議。

即便是封建時代，一套比較完善的律法也需要長時間的編纂和多年的實踐，隻靠如今這些人手還有有限的時間隻能确定一些最基本的刑律乃至吏律的大緻原則。張海是一個法律工具論者，而不是一個法律至上論者。至少在需要漫長過程的大變革時代，法律的更改與修訂往往有這樣或那樣的顧慮，難以從根本上應對實踐所需。新中國的社會主義時代很長一段時間裏，不也是在沒有刑法的前提下靠婚姻法與憲法兩部法律至天下麽？

但在青州不少日子以來的初步實踐來看，在自己的隊伍乃至整個組織根本無法同革命年代的執政黨相提并論的情況，如果不在吏律和刑律方面确定一些最基本的原則那就會給不少人以可趁之機。

“官吏貪贓，唐代以來就有六贓一說并規定了各種非法獲得利益的行爲及其處罰，并爲各代所繼承。可依我來看，對于明确的受賄和監守盜等貪墨外，坐贓、受所監臨等一般以權謀利的處罰都太輕。至少在現在暫時看來，沒有區分這些行爲的必要。我們并不缺少财物的來源、這些行爲造成的上下不忠乃至組織的渙散才是最嚴重的危害。不論數額的大小，反應的都是一種對隊伍的不忠。在我們還尚未在實踐中完善的時候，立法當力求簡明”商讨關于吏律基本法草案的時候張海對衆人說道。

“明初的時候六十兩的斬後剝皮實草，在我看來雖說是死後的剝皮實草雖有一定意義的意味，但不如做爲人體解刨的依據更有對醫學的利用價值。而六十兩也好，五十兩也好，有的人認爲嚴了，我認爲不算嚴。如果考慮糧價的不同，東虜那裏對戰亡軍士的撫恤也未必有這個數。一個底層的平民百姓，日常消費每年的衣食住行折合三石折合粗糧或者三貫錢已經算是頗爲寬裕的了。四十兩銀子就在絕大多數年景中就可以足夠一個人過三十年，也就是大多數常人的後半輩子。所以亂世重典：我們的隊伍裏不管是因爲什麽原因收授索取财物，折合超過六十貫也就是一個貧民足夠養活後半輩子的銀錢那都是斬刑。而六百貫以上，則足夠是一個小康之家全家人後半輩子的消費了。到了這種程度以上，我認爲在性質上堪比謀逆，視情況除以極刑。”

張海又補充道：“爲了更爲方便操作：我們的吏律的涵蓋面不僅僅包括擔任職務的官員，也包括爲我們服務的軍民，自然也包括在坐的衆人。三代之内的親屬和下一級犯了六贓之罪家主及上一級連坐同罪。再以外，除特赦之例的減等處罰。唐代以來的律法中死刑之外往往是杖責，我看杖責這事很不好操作。輕的改爲徒刑加剝奪若幹親屬後代的權益。重的可以斬指等肉刑替代之。一些基本的律法越簡明，越方面我們刊印或者差宣傳員背誦傳播之使之廣爲人知曉。爲了進一步強化有關經濟的犯罪。我們還要建立抄沒獎勵制度，舉報同級的可以獲得所沒貪墨的半數獎勵，舉報下級的按三分減等獎勵。若是向上越折合九品舉報近兩萬倍我們實在拿不出錢怎麽辦？超過萬貫的賜予特殊的地位。”

僅憑嚴刑峻法當然不可能永久性的杜絕這類事，還需要整個社會構架更高層面的保障，但若沒有這些嚴刑峻法。參考一些官僚無主或者完全形同虛設的近代社會，不要說三百年周期律，可能連古代标準一兩代人的時間都熬不過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