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于密集寫在一篇榜文上或者花費不長的時間就能讓人背誦了解的“基本法”主要包括三個方面：對内部軍政工教及其雇傭人員進行約束的“臨時吏律基本法”，以統一而簡明的原則，追求嚴刑峻法卻又不超出唐代以來對性質最惡劣的腐敗行爲懲處的原則。

爲了最大限度的獲得财力并爲抄掠大戶沒收敵産服務，這些對自己人進行約束的“基本法”也适用于所有民間有敵對行爲、不服從中樞政令軍令的“反動鄉紳”，并不承認他們的一切私有産權。

對于舉報地浮财的人，除了沒有“越級加賞”這一原則外也将獲得最終獲取數三分之一通貨的獎勵。

敵對官員及官員三族以内的親屬的所有财産、官有皇有資産田産、逃亡大戶的無主任何财産則屬于被沒收的“官僚資本”。這些“敵對分子”的家眷也一律充入新軍女營、老營中的專門機構管理等待發配。

“那民間刑律的原則呢？依大明律，還是最簡單的約法三章？”有學塾弟子忽然問道。

這個問題看似簡單，其實則不算輕。

曆朝曆代的正式法律中，哪怕是最簡單的死刑也不完全是按照“殺人償命”的原則，通常要反襯出封建尊卑的等級秩序。既仆從等部曲殺尊長和輩分高的人要重刑，反過來則要逐步減輕。平民殺官員要重刑，反過來要輕。妻妾謀殺親夫要重刑，反過來要則要減輕罪責。通常還要區分謀殺、毆殺、過失殺等諸多條款。

“我與弟子們在鹽山學堂的時候就說過：曆朝曆代要家國同構，依靠封建禮法那一套。這一套如今來看已經走向沒路了，如果我們依然走前人的老路，就不可能真正的實現天下爲公世界大同的理想。這個過程雖是漫長的，但千裏之行始于足下，我們要遵循約法三章的大緻原則，最多隻能稍做補充。”

“凡人，殺人者斬，已殺才能構成定罪。”張海說着提議到：“當然有以下幾種特殊情況我們要做妥協或特殊讓步。殺父母者，依唐律謀或已殺未遂殺過失殺皆斬。現在這已經被普遍認爲十惡，我們暫時取消對謀算的刑罰，未遂者斬，已殺者絞。複仇殺和自衛殺爲我們的實踐需要，隻要有人證物證的複仇殺均無罪。事實清楚的自衛殺有無限的防衛權，居民住所内的自衛殺有無限防衛權，婦女拒奸殺人同樣。直系親屬如父母子女妻妾之外另論，有關我們軍政人員的另論。這就是我們對傳統宗法觀念所能做的最大妥協了。”

“拐賣呢？”這個問題比較敏感，最終還是大弟子劉洪濤提了出來。很顯然：遠的不說，新軍隊伍裏有不少的孩子就是從人販子那裏得來的。這其中包括張海那些新一批的女童弟子中的不少人。說不定以後還會有此需求，如果嚴刑這一點，以後遇到問題怎麽辦？而且很多弟子都知道張海對于窮困而孤單的底層男性始終有天然的同情态度。在很多傳統的山區不少的光棍村，拐賣婦女這一連元朝時的蒙古人都定爲重罪的刑法卻能得到不少地方漢人的理解。爲了照顧這種實際情況，就連近現代一些東亞國家在實踐上碰上失主找人也是能拖就拖。

在這一問題上，張海也是低頭思索了很久。他想到了自從起事以來這一路上的所見所聞，不由的有了新的看法。毫無疑問：這時代的農村底層無産階級從經濟和政治上所能得到的權益相比現代是少之又少的。大部分被拐賣的婦女兒童去了哪裏？成爲大戶人家的奴婢或者淪爲妓院裏的角色。有幾個會是像潘金蓮那樣被補償給矮窮搓？又有幾個人家會要去買來路不明的男孩當家？至少在這個時代，這種行爲不僅無助于平衡廣大底層性的性需求及傳宗接代的需求，反而是進一步加劇由此帶來的矛盾，難怪“講究人情”的中國傳統民間根本沒有幾個哪怕是片面善解人口販賣的民間傳說。

“人口拐買連當年的蒙古人都知道是重罪，更無助于各階層之間的利益平衡。在性質上往往是奸、拘禁、奴役各種罪行并進，我看應與殺人同。至于來自于中央的特殊任務及所需，這個當另論。”張海最終定論道。

毫無疑問：貪、殺、拐都是與中間統治階層及其利益或手段相關的罪，在這些罪上張海經過思索決定以曆朝法規中相對偏重的量刑進行懲罰。

而在偷、盜、劫、奸等有與平民更爲相關的重罪量刑上，張海則更傾向于量刑較輕的唐律。以唐律爲基礎在去封建等級化的基礎上進行進一步改進。因爲如果這些有關平民的罪定的十分重，無疑就過度的加重了基層官府手中的權威。

“明律奸刑絞，就是未成也是杖一百，流三千裏的重罪。而唐律無特殊情況僅僅是徒兩年，和奸通奸也不過是一年半？這合适麽？”劉洪濤見有這麽大差異也不由的猶疑道。

張海想到了長久以來自己管轄下對監牢的要求同古代的差異，普通此類犯罪兩年的量刑确實也有些輕了：“那就翻倍，尋常奸刑徒四年，和奸兩年。監守奸及幼女奸七年；奸母親等女性長輩者同唐律絞”

相比上述重刑，盜竊、搶劫則是民間最普遍的犯罪；對于這類犯罪不少在傳統法裏多實以杖刑及雙倍罰款。這些看似不重的罪在張海看來卻是有太多的自由裁量權，于吏治極爲不利。

“雙倍罰沒歸公之罰看似公平實爲不公。這一點我們取消，僅保留退贓減刑一等這些處罰。該爲依據盜竊搶劫等收益而定的徒刑雖然有種種弊端，卻終究是不超過我們能最大限度控制和忍耐範圍内。”

除了政民刑律，若占領地方之後的稅收又成爲一個擺在面前的突出問題。

想當年李自成起家之後曾經提出過三年免糧的口号，張海也沒有一開始就建立完善稅收的信心，尤其是考驗最大又最爲複雜的田稅。古典時代的鹽鐵專營以及接管一些官營工廠必然是初期最主要的财稅收入。統治的權柄在精益求精的要求最一開始可能還不如某些古代王朝，隻有通過耐心的師承繁衍培訓與逐漸建立統治力後人才選拔相結合，才能逐步打開局面。暫時，抄掠則是唯一獲得經濟資源的辦法。

或許當年的李自成同樣有和自己一樣可靠人才不夠的困局，不同之處在于：多年以前一貫堅持的最大限度的軍事精益原則最大限度的提高了武力的質量，應當可以結餘出相當大的一部分财富在滿足軍事需求之外還有很大的結餘以安民生。

初步立律的草案雖然也很不算簡單，但一些最基本的律法條款的完善并沒有花費去多少時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