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王手機端  http://m.biquwu同馬輝上任後的疲于應對乃至不太适應不同，劉棟所在的文教部方面的工作對于張海及弟子來說不需要和太多隊伍外的人打交道，不需要考慮太多不确定的東西。也不太需要太多的“閱曆”“情商”之類的東西

這些工作是很多前新軍主力部隊軍官還有受過一定新式教育訓練的人所能夠熟悉的。新朝時的文教部不同于後世的類似部門，是個地位極高的實權部門。

因爲全國實行寄宿制的義務教育，讓接受教育的孩子同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脫離聯系，這就成了爲全面性的社會調查比較重要的一個突破方向。大多數七八歲的孩子更容易服從于學校的權威，并使這種權威替代過去家庭宗族帶來的影響。多數剛剛入學階段的适齡兒童在必要的政治教育下沒有隐瞞利益的意識和需求。即便有的孩子意識到例如田畝擁有情況、糧食收成、家庭人丁情況可能有關自家的利益打算隐瞞或瞞報，但全國兩千多縣學諸多府學類似後世行政化的大學一樣，是一個完整的組織網絡。被分配到外地的“同鄉”提供的信息如果有出入，多則一年少則半月就有可能被調查出來。從家庭到自己都有可能因爲這種隐瞞而遭到處罰

“兒子舉報老子”這種方式看似不太近人情，但這卻是真正意義上的實現現代轉變不可缺少的一個手段。

在外界，尤其是那些儒家舊讀書人對這種事情非議不少，甚至聲稱這種的親情與家庭毫無敬意的密報是“新朝惡政之首”，遠遠甚于當年的廠衛之禍。

不過讓張海慶幸的是在隊伍内部，幾乎沒有多少人對于這種事情持厭惡的态度。新軍主力部隊并非全部都是孤兒，但即便有所家庭的，在管理嚴格、凝聚力較強、而少有矛盾并且獲得更多利益的隊伍内部，早已是超越了原有家庭的存在。更重要的是，在戰争實踐與政治教育之下大多數人也都明白千百年來人類社會“家本位”給近現代化帶來的嚴重危害。

文教部的這種獨特地位使得有關工商的不少事情也是劉棟了解的更多一些，在經過各單位的簡單彙總之後，公報還是由劉棟來向在西院參加臨時會議的張海身邊衆人講述。

這些東西雖然張海以及身邊不少的小女孩們都早就有所了解，不過張海還是能夠希望在讨論中讓衆人明白一些問題。

“因爲不少地方的災害，新朝六年不少受在的地方以及貧困邊遠地區依舊減免田賦，各地的田賦仍然比上一年增加三百萬兩，達到三千萬兩左右，增加幅度并不大。工商稅收繼去年提高了近一倍之後，今年又提高了一倍還有餘，從九百萬兩直接提高到兩千一百萬兩左右。噢，這還不包括我們的官營工商業所提供的上千萬兩利稅。國有單位現在的總規模已經擴大到二十萬人左右，大概有一半左右的利稅上繳，這一年的利稅一千一百萬兩。整體算下來，包括國有單位的工商稅收從新朝五年的九百萬兩直接提高到新朝六年的三千二百萬兩左右。

“竟然有這麽多？”負責内情的宋子悅，在這方面算同外面的溝通比較少的，有些詫異的問道：“稅收增長這麽大，真的不會對工商的恢複造成太大影響麽？”

“其實空間還有很大，這個問題去年就說過了。”馬輝做爲在這方面了解最多的負責人繼續說到：“明時工商稅收有個幾百萬兩就算是了不得了，這一方面是明時絕大部分時候的白銀購買力要高于現在。銀錢做爲主要流通貨币也就是我們新朝的時候。另一方面的原因是明時很多商戶都有這樣或那樣的背景，稅很不好收，經濟狀況經營狀況官府很難了解。其實這幾百年來，至嘉靖以前全國工商業的規模就應該超過元代以前的兩宋時候了。今年文教部下轄各縣學的不少孩子們都能夠讀書識字了，這大大強化了我們對整個社會的信息掌控。不少逃漏的稅款都在今年交納了。加上工商業領域的變革，現在全國工商業的規模也比過去高了不少。工商業的真實規模正如劉棟所說提到的那樣，如果按照成品糧價計算的話，是兩三億兩規模的，實際上東南廣東等工商業發達的地方銀價不止那麽低。按以東南爲主的當地現價估計，今年實際的工商業産值應該在三四億兩左右的規模。對于非國有單位，我們是按照工商總産值一成左右收稅的，爲了鼓勵各地工商經濟。依然沒有把稅率定的過高。國有單位則按照一半産值左右的原則上繳利稅，這樣相比去年在很大程度上減輕了管理人員的灰色空間。不過我覺得：我們的國有經濟比例還是太低了，我們的标準也有些過于嚴格了。我們的企業基本上都可以算是聖主所說的央企總就業規模不過二十萬人上下的樣子，僅有納稅範圍工商業的二三十分之一而已。如果就業總規模像軍隊規模一樣擴大到百萬左右的樣子，那麽财政收入将有一個根本性的轉變。現在這百分之幾規模的國有單位幾乎承擔了三分之一左右的工商稅收.”

張海聽到這裏的時候也有些若有所思起來，不知怎的在張海的心中出現了兩種經濟思路：其一，是強化财政收入和國家所掌控的經濟力量，出發點并不完全是工商業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這是改造社會基本面帶來的沉重負擔所産生的一種需求。另一種，則是減輕工商業的負擔，最大限度依靠私有經濟管理主體更多的優勢來發展工商經濟。一種是國家主義，一種是自由主義。但這個矛盾僅僅是一瞬間，張海似乎就明白了自己過去的誤區在哪裏了。

爲了最快的恢複新朝經濟以及感覺到管理能力的缺乏，新朝以來張海的思路在很大程度上更偏向于現代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減輕工農商負擔的情況下最大限度的提供技術指導和法律與規則規範。可現在才忽然發現，這似乎背離了多年前張海自己原本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