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便沒有徐光啓隐諱的提醒，皇帝陛下也不會簡單地以爲僅僅憑借着自己的聖旨就可以令他們就範。要想此前的聖旨“生效”，恐怕還得從聖旨之外另辟蹊徑，否則絕對不會輕易收功。
而且在沒有充分的把握之前，皇帝陛下并不打算觸其鋒芒。采取強硬措施是不明智的，那些人爲了自身的利益，肯定會串通一氣頑抗到底。如果造成那種局面，影響絕對不會限于一家一裏，縣鄉兩級都要受到波及，到最後甚至都有可能影響整個陝甘地區的救災措施的實施。
在此前的往來奏對之中，君臣之間已經形成默契——皇帝陛下專啃皇親國戚世家大族這些“硬骨頭”，欽差大臣徐光啓專心幹收攏流民墾荒種植這些瑣事實事。
這倒不是徐光啓有畏難情緒，而是因爲考慮到藩王和世家大族都有強硬的後台，即便是有欽差的身份也不是可以輕易降服的。最根本的原因是因爲現在最需要的就是時間，徐光啓根本沒有閑工夫去弄這些夾纏不清的事情。
因此，徐光啓一行到達陝西之後，隻是與布政使司衙門、按察使司衙門和都指揮使司衙門這三司衙門打了個招呼，根本沒有進行什麽往來酬酢，而是直接深入到府、縣甚至鄉裏等最低層的組織機構。
湯若望先是派人、後來又親自來與徐光啓晤面，可兩人并沒有機會深談。一則是因爲徐光啓的事務繁多，每天恨不得十二個時辰連軸轉。二則因爲人來人往的也根本無法會商機密。
将這一切看到眼裏，湯若望隻好有些悻悻地返回。
按照事前計劃，徐光啓第一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收攏流民，墾荒整地，以備來年開春種植糧食作物。
到了大明王朝末年，北方地區的荒地、無主地是非常多的。究其原因，是因爲賦稅從無到有，後來甚至越來越沉重。
從南宋偏安南方直至蒙元徹底退出中原，期間兩百四五十年，北方都是在異族統治之下。那些蒙古人、鮮卑人什麽的可從來不以種植糧食作物爲立身的根本，他們千百年傳承下來的、或所擅長的是以遊牧爲安身立命之本。
再加上北方本來雨水遠比南方稀少，土地因此而貧瘠，基本是看天吃飯。在那個缺少有效肥料的條件下，即便他們從事農業生産，自給自足都稍嫌吃力。況且還要經受連年的征戰、兵匪難分的軍隊的往來耙梳，最起碼的安定的生活都成爲奢望，更惘論從事稼穑。
因此，在漢人重新統一之後，爲盡快恢複北方地區的民生，太祖朱元璋就采取了移民、軍屯和永不起科的三大政策。但是，後來那些“永不起科”的土地，景泰時已全部征收賦稅。正統元年（1436年），朝廷把江南諸省的田賦大部分折征銀兩，叫作“金花銀”，規定米麥每石折價二錢五分。成化時又增爲一兩，這就使農民的負擔比以前增加了三倍。
在土地日益集中和賦稅徭役日益加重的過程中，農民衣不蔽體，食不果腹。農民打一石糧，交給朝廷的賦稅達到八鬥。一些農戶，今日繳稅，明日借貸，已經無法生存。交不起稅，就得賣兒賣女，但更多的人選擇了流亡。宣德時，許多地區已經出現了較多的流民，正統時，從山西流亡到南陽的人不下十餘萬戶。天順成化間，流民的數量超過一百萬。有的地區人口“逃亡過半”，甚至“十者隻存其一”，所抛荒的土地“少者千百餘畝，多者一二萬頃”。
有數據說明，在明初，官府登記在冊土地有八億五千萬之多，到萬曆六年，僅僅隻有五億一千萬畝，整整蒸發掉三億多畝良田。這隻能說明全國将近40％的土地，已經落入皇親貴戚、豪門富戶和貪贓自肥的官吏手中。而且家有良田千畝者，無須納糧當差，家徒四壁者卻次次不落空，一些小戶力薄難撐，隻得舉家逃亡。
這大批的舉家逃亡的流民，沖擊着帝國其他地區本來就已經非常脆弱的經濟和秩序，如果任其發展下去将成爲不可收拾的局面。其實已經無需假設，很多受到流民沖擊地區的地區已經出現混亂局面，隻是因爲地方官府刻意隐瞞，朝廷之上才沒有出現這方面的奏折。
其實，其他大臣也并非一無所知，隻是因爲顧及事不關己高高挂起的官場規則，幾乎全都選擇三緘其口，剩下的一兩個敢于發出“不河蟹音”者，也多半以“居心叵測”、“用心險惡”等等罪名所威吓。
可是，皇帝陛下雖然同樣端坐朝堂，卻能見微知著，這就不能不令徐光啓佩服了。
似乎還并不止于此，“以工代赈”尤其是一步妙招。此一措施的提出，困擾徐光啓的所有難題幾乎全數化解。
徐光啓編纂過《農政全書》，對農事的了解和應對措施不可謂不了然于胸。但是如何将流民問題一并解決，此前一直無法想出一個完全之策。
現在好了，以工代赈，收攏流民，墾荒植田，朝廷出一份資金，就幾乎可以解決面臨的所有難題，實在是目前情況下事半功倍的不二法門。
至于開墾出的天地種植何種作物，皇帝陛下與徐光啓也是不謀而合。
紅薯，這種耐旱的作物實在是老天爺賜給大明王朝的寶貝。
當萬曆年間商人陳益冒險從安南引進紅薯之後不久，就引起了農學家徐光啓的注意。此後他一直給予關注，多方了解。後來輾轉引進了少量的種子，一度在自家後院種植，因此對這種高産作物的習性有了一定的了解。
紅薯是高産穩産的作物，而且具有适應性廣，抗逆性強，耐旱耐瘠，病蟲害較少等特點，在水肥條件較好的地方種植，春天種植的話，一般畝産可達四五千斤。在北方地區，即便畝産減半，收獲也是相當可觀，足以令人振奮。
别的可以忽略，單這每畝一兩千斤的産量，給予多大重視都不爲過。尤其是在大明王朝的災荒年景，推廣紅薯的種植更是刻不容緩。
徐光啓早就有意大力推廣紅薯的種植，但是因爲隻靠他一人的力量顯然不能見功。現在有了皇帝陛下的财力人力物力的全力支持，在北方大力推廣紅薯的種植正是千載難逢的好時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