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是那些殘餘的後金巴牙喇，慌不擇路之下竄入大明的疆界，蒙古人或許也要一直跟蹤追擊的。
到最後，後金巴牙喇可能就剩下百十人甚至更少，可蒙古人卻差不多要十倍于他們，因此若是與大明邊軍發生沖突的話，也是以蒙古人爲主……可若有博爾特跟随，就可以與大明邊軍預先進行一些解釋——蒙古人并非有意入侵大明疆界，而是爲了徹底消滅後金巴牙喇。
林丹汗隻知道大明王朝皇帝陛下要他們将關外的後金巴牙喇消滅，可不知道這隻是整個棋盤的一部分，因此就更不知道孫傳庭已經帶人在邊關嚴陣以待了。
博爾特雖然多少知道一些皇帝陛下的整體思路，可更具體的安排他卻不得而知。況且即便他知道了某些具體的行動方案，可沒有皇帝陛下的明确指示，他是一點兒也不會、更不敢透露的。
除此之外，爲了便于此後的聯絡，林丹汗又派了一名助手烏爾法，陪同博爾特一起前往。
更爲重要，更爲緊迫的是，林丹汗要博爾特趕緊給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帶去一句話：察哈爾蒙古林丹汗，已經按照約定将關外的後金巴牙喇徹底消滅。
這是當初雙方約定的屬于察哈爾蒙古的義務，那麽現在他們的義務已經履行完畢，有你們的博爾特親眼所見，不是我林丹汗虛詞诓騙，那麽，接下來，是不是該大明要兌現當初的承諾了！
這後一種心思，才是林丹汗最需要向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所轉達的。
沒辦法，現在的蒙古人是太需要物資了，渴望的程度，可以用大旱之望雲霓來形容。
博爾特倒是完全明白林丹汗的後一種意思。
而且，當初他隻是來傳遞皇帝陛下的旨意、而林丹汗卻非要他留在蒙古，直到看着“察哈爾蒙古如何收拾掉後金巴牙喇”，博爾特就明白林丹汗是要自己爲他做個見證，省的到時因爲一些細節問題，雙方再出現什麽扯皮的現象。
按理說，林丹汗不該這樣揣測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因爲此前給予察哈爾蒙古的援助，基本上都是在沒有任何代價的前提下，無償的資助。
說實話，即便大明王朝的皇帝陛下沒有許諾什麽，因爲之前欠下的人情，此次察哈爾蒙古林丹汗也會竭盡所能，将竄至關外的那些後金巴牙喇予以徹底打擊的。
但是，不是有過承諾嗎！既然有過承諾，就不能不讓林丹汗惦記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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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爾特隻是将察哈爾蒙古與後金巴牙喇的交戰經過，講述給孫傳庭，至于皇帝陛下對于林丹汗的承諾，孫傳庭應該并不知情，因此他自然沒有對其言說的必要。
“将殘存于關外的後金巴牙喇收拾幹淨之後，察哈爾蒙古人會撤離邊境。”得到了最關心的這個訊息，孫傳庭大放其心。
博爾特與孫傳庭解釋清楚之後，就與林丹汗的助手烏爾法一起繼續前行。他們要去向皇帝陛下彙報，同時烏爾法也要完成林丹汗的所托，請大明王朝皇帝陛下示下，何時、以及如何兌現承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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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當此時也，皇帝陛下卻在八名侍衛的護衛下，早已經離開了隆興通商隊，轉赴陝西，要去與徐光啓彙合了。
因爲皇帝陛下及早從懲處閹黨的漩渦中抽身，因此朝廷介入陝西赈災事宜就足夠早，而且在朝廷介入之後，各種赈災措施得力，尤其是近千名由京城派出的錦衣衛的監督，才确保了朝廷注入的财力物力獲得了最大限度的使用，發揮出的效力也是基本達到了最大化。
若是沒有這近千名的錦衣衛，沒有他們嚴厲監督着赈災措施的實施，和朝廷投入财力物力的各種支用，根本無法保證朝廷有限的财富，不被各級貪官污吏無限的貪欲所吞噬。
這是第一個關鍵所在。
第二個關鍵所在，就是紅薯的大面積的種植和收獲。
到了紅薯的收獲季節，那一顆顆碩大的果實，那甘甜可口、脆生生的口感，既填飽着人們的肚子，也滋潤了甜蜜的心田，整個三秦大地似乎爲之大大地舒了一口氣——終于熬過來了！
能夠熬過來，徐光啓實在居功至偉。他以老邁之軀，爲赈災殚精竭慮、日夜操勞，若不是實在找不到能夠分擔之人，皇帝陛下也真的不忍心讓一個古稀之人如此操勞。
陝西赈災事了，皇帝陛下就不打算再給老臣徐光啓安排什麽繁雜的事務了。
爲了表示大明的敬意，皇帝陛下從山西轉赴陝西，與老臣徐光啓見上一面，一方面是對赈災之事做一下總結，另一方面，皇帝陛下還有一件大事，要與老臣徐光啓商量。
這件大事一旦展開，恐怕又要大肆忙碌起來，所謂的優待老臣，也恐怕要成爲泡影。
一想到這些，皇帝陛下就不禁要大搖其頭，沒辦法，不管什麽時代，人才都是稀缺資源。不過，這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應出皇帝陛下要辦的那件大事是多麽的緊迫。
現代意義的大學教育，雖然在這個時代的泰西，也主要是以“神學”爲主體，可到底在那一片土地上已經不是多麽新鮮的事務了。但是，在大明，卻是聞所未聞，見所未見，而且很可能會招緻衆口一詞的诋毀。
之所以如此，是因爲在近兩千年之前，華夏就有一種相當的形式——太學。
太學是中國古代的國立大學。太學之名始于西周。夏、商、周，大學的稱謂各有不同，五帝時期的大學名爲成均，在夏爲東序，在商爲右學，周代的大學名爲上庠，在洛邑王城西郊。
太學是漢代出現的設在京師的全國最高教育機構。
西漢早期，黃老之學盛行，隻有私家教學，沒有政府設立的傳授學術的學校。漢武帝罷黜百家定儒一尊之後，采納董仲舒“天人三策”，以及“願陛下興太學，置明師，以養天下之士”的建議，始在長安建立太學。
最初太學中隻設五經博士，置博士弟子五十名。從武帝到新莽，太學中科目及人數逐漸加多。王莽時期，太學人數幾達萬人，規模可謂一時無兩。但是，王莽的目的，顯然是爲了他的“新朝”，而與真正的“做學問”毫無關系。
太學中，一般要開設講解《易經》、《詩經》、《尚書》、《禮記》、《公羊傳》、《谷梁傳》、《左傳》、《周官》、《爾雅》等的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