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高宗趙構的紹興十年（ 1140 ），嶽飛由鄂州率軍北上，抗擊由金朝女真貴族兀朮統帥的南侵兵馬，在郾城戰役中，大破金方的精銳部隊——拐子馬。這一曆史事件，直到今天還在普遍流傳。但是，究竟拐子馬是一種什麽樣的部隊，具有何等樣的裝備，這卻從南宋以來的史書上，就有不同的記載和不同的理解。到嶽珂在他所編寫《鄂王行實編年》中，對拐子馬又詳細地加以解釋說：“兀朮有勁軍，皆重铠，貫以韋索（按即皮繩）凡三人爲聯，号拐子馬，又号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此說即出，章穎在《南渡四将傳》的《嶽鄂王傳》中加以沿用，元朝官修的《宋史·嶽飛傳》中也加以沿用。從此，對于拐子馬的解釋算是定于一尊了，然而諸多的附會錯訛，卻也從此鑄定，踵詐襲謬，牢不可破。計其時間，已将近八百年了。我認爲，再不應讓這一誤解繼續流傳下去了。因特寫成此文，目的是要把拐子馬的正确解釋探索出來，而把曆來（特别是從嶽珂以來）對拐子馬的種種附會和誤解一律加以澄清。
一、在有關宋、金戰争史料中出現教早的“鐵浮圖”、“拐子馬”、“扢叉千戶”、
“河北簽軍”和“左護軍”諸詞
（ 1 ）
“拐子馬”這個名詞，在北宋人所撰述的有關武備和軍事的史料中就已經出現，并不是在宋、金戰争發生後才出現的。在記載宋、金戰争的史料中，“拐子馬”這一名詞的出現，是在
1140 年 5 月的順昌戰役中，也不是在記載這年 7 月郾城戰役時才出現的。
當金朝的軍事統帥兀朮于 1140 年率軍南侵，于 6
月間抵達順昌（今安徽阜陽）境内時，原先奉命去駐紮開封的南宋将官劉锜，這時恰正帶兵行進到順昌。便在順昌城内進行防禦部署。有一個名叫楊汝翼的文人，這時也跟随锜在順昌。他親自看到這次戰役的全部過程，事後便寫了一篇《順昌戰勝破賊錄》1，詳記這次戰役經過，其中有一段文字說：
（六月）初九日平明，四太子遂合龍虎大王及三路都統，韓将軍、翟将軍人馬，還至城下。甲兵鐵騎十有餘萬，陣列行布，屹若山壁。旗幟錯雜，大小有差……
四太子披白袍，甲馬，往來指呼，以渠自将牙（按同衙）兵三千策應，皆重铠全裝。虜号鐵浮圖，又号扢叉千戶。其精銳特甚。自用兵以來，所向無前，至是，亦爲官軍殺傷。先以槍揭去其兜牟，即用刀斧斫臂，至有以手捽扯者。極力鬥敵。自辰至戌，賊兵大敗。遽以拒木障之。少休，……去拒馬木，深入斫賊，又大破之。……
方其接戰時，郦瓊、孔彥舟、趙提刀等皆單騎列于陣外。有河北簽軍告官軍曰：“我輩元是左護軍，本無鬥志。所可殺者，止是兩拐子馬。”故官軍力攻破之。皆四太子平日所依仗者，十損七八。
這是南宋一代的曆史記載當中，最先提及拐子馬的，而拐子馬究竟是怎樣的物事，在這篇文章中卻找不到解釋。我們也把這一問題留到下文去解決，在此先把見于這段引文中的另外兩個名詞，即“扢叉千戶”和“河北簽軍”
解釋一下。
什麽叫“ 扢叉千戶”？這在《金史·兵志》的“禁軍”條中可以得到回答。《兵志》說：
禁軍之制，本于“合紮謀克”。“合紮”者，言親軍也。以近親所領，故以名焉。……貞元遷都，以太祖、遼王宗幹、秦王宗翰軍爲“合紮猛安”，謂之“侍衛親軍”，故立“侍衛親軍司”統之。
這裏的“猛安”，是按女真語音轉寫爲漢字的，意譯就是“千戶”。“
扢叉”與“千戶”自是同一女真語音的漢字異寫。因此，“扢叉千戶”與“合紮猛安”這兩個詞，不論就其語音或語義來說，是全然相同的，即同是漢語中的“侍衛親軍”之意。所以，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也說金的四太子兀朮以“自将牙兵三千策應，皆重铠全裝，虜号‘鐵浮圖'，又号‘扢叉千戶'，其精銳特甚。”兀朮自将的牙兵，當然也就是他的侍衛親軍了。
《金史·兵志》說“合紮猛安”的編制，是在貞元遷都之後才組成的，按所謂貞元遷都者，是指 1153年金主完顔亮由金的上 京會甯府遷都于燕京一事而言，然在
1140年的順昌戰役中既已出現了“扢叉千戶”的名稱，則其組成必然在1140年之前，而絕不會在1153年之後。可見《金史·兵志》的這一條記事，必有年代上的錯誤。但盡管如此，其中對于“合紮”（亦即“扢叉”）這一語詞的解釋卻是完全正确的。
《順昌戰勝破賊錄》說兀朮的“自将牙兵”“皆重铠全裝，虜号‘鐵浮圖'，又号‘扢叉千戶'。”這裏也頗有語病。因爲，所謂“又号‘扢叉千戶'”一句，隻應是僅僅承接“皆重铠全裝”一句，隻是說，因爲這支部隊的裝備都是“重铠全裝”，望之若鐵塔一般，所以又得了“鐵浮圖”的稱号（按實說來，鐵浮圖也隻能是漢人給予的稱呼，決非女真語）。“自将牙兵”與“扢叉千戶”或“侍衛親軍”，都是指部隊中的一種特定編制；而“鐵浮圖”則決不寓有任何編制的涵義在内，，而是對所有裝備精良的部隊，對所有望如鐵塔般的部隊，都可以給予這樣的稱呼。所以，在王若海記述順昌戰役的《劄子》2當中，把兀朮“所将攻城士卒”，一律稱爲“鐵浮屠，又曰鐵塔兵。”并述寫其裝備說：“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據知《順昌戰勝破敵錄》中既把“鐵浮圖”作爲女真語，又把“鐵浮圖”與“扢叉千戶”和“自将牙兵”等同起來，顯而易見，都是錯誤的。
我再重說一遍：兀朮的侍衛軍固可因其“重铠全裝”而被稱爲“鐵浮圖”；兀朮的侍衛軍以外的所有“重铠全裝”的金軍，也是同樣可以被稱爲鐵浮圖的。
1此書全文俱收入《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一；《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五，附注中亦引錄此文，但謂系郭喬年撰。不知何以歧互如此。
2《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
（ 2 ）
據《順昌戰勝破賊錄》所說，拐子馬的名稱是出自于“河北鑒軍”之口的，是金國部隊中的“河北鑒軍”向南宋軍隊講話時使用的一個名詞。因此，“河北簽軍”在這裏的關系極關重要。我們應當盡先弄清楚什麽叫做“河北鑒軍”。
輯本《宋會要》的《兵》門《歸正》類，在紹興三年（ 1133）載有一道诏令說：
九月二十五日诏：金人自來多系驅擄河北等路軍民，号爲簽軍，所當先沖冒矢石，枉遭殺戮。念皆吾民，深可憐憫。兼自來招收投降漢兒簽軍等，并皆優補官資，支破請受。可令嶽飛：如遇外敵侵犯，措置說谕，有率衆來歸，爲首之人，仍優與推恩。（兵十五之四）
汪藻《浮溪集》卷二《論僑寓州郡劄子》中，也有論及簽軍的一段，說道：
比金人入寇，多驅兩河人民，列之行陣，号爲簽軍。彼以數百年祖宗涵養之恩，一旦與我爲敵者，豈其本心哉，特妻子父兄爲其劫質，以死脅之，出于不得已而然耳，固未嘗一日忘宋也。今年健康、鎮江爲韓世忠、嶽飛所招，遁（而來）歸者無慮萬人，其情可見。
（《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系此《劄子》于建炎四年（ 1130）五月）
金人劉祁的《歸潛志》卷七，也有一條談及此事，後來且爲《金史·兵志》所引用。其文雲：
金朝兵制最弊。每有征伐或邊釁，動下令簽軍，州縣騷然。其民家有數丁男，好身手，或即盡揀取無遺。号泣怨嗟，阖家以爲苦。驅此輩戰，欲其克勝，難哉！
從上面的幾段引文，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出，所謂“河北簽軍”者，就是指河北地區軍民中被金國統治者強迫征調參軍的那些人。這些被驅擄從軍的人，在每次戰争中，還都被迫最先上火線去“沖冒矢石”。
從上面的引文還可以看出，全部的河北簽車，其人既全是漢族的人，他們所講的話自然也全都是漢族的語言。既然如此，則從他們的口中說出的“拐子馬”，也隻能是漢族語言，而斷然不會是女真語言。
（ 3 ）
河北簽軍告訴南宋軍隊的話，第一句就是“吾輩原是左護軍，本無鬥志。”這裏的“左護軍”究作如何解釋呢？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九十六紹興元年（
1131）十二月庚子條所載，南宋王朝在這一天把它所統轄的軍隊，由原來的神武軍改名爲行營護軍，張俊所部人馬稱行營中護軍，韓世忠的稱前護軍，嶽飛的稱後護軍，而劉光世所部人馬則稱左護軍。到紹興七年（1137）八月，劉光世的一員部将郦瓊率領全部劉家軍叛降了僞齊。一年以後，僞齊被廢，這支軍隊的下場，可能有一些人被改編，另有一些人便可能被遣散了。金人在每次征簽兵丁時，總是盡先征簽那些曾經做過正規軍人的人，在紹興十年（1140）金軍大舉南侵之前，爲郦瓊所劫持而投降僞齊的劉光世的舊部，不論是被改變或被遣散的，必又都被征發到前線上去。這些在陣地上主動向南宋軍隊搭話的“河北簽軍”，因其本來就是劉光世的舊部，所以首先就表明身份，說：“我輩原是護左軍，本無鬥志了”。（但是，李心傳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十八的《禦前諸軍》條内，所述行營護軍的前後左右各軍及其将領，均與《建炎以來系年要錄》不同。例如，說張俊部隊改稱
前護軍，韓世忠部隊改稱後護軍，嶽飛部隊改稱左護軍，劉光世部隊改稱右護軍。不知兩書何以歧互如此。今與南宋其他史籍相參證，知《朝野雜記》此條所記多誤，故不取。）
二、對“鐵浮圖”和“拐子馬”最早的錯誤解釋
在 1140年，南宋王朝派在順昌府做地方長官的是陳規，作通判的是汪若海。金國的南侵兵馬已經進入順昌境内之後，陳規與劉
锜共同負責措置守禦事項，王若海則因須往杭州去乞授于南宋王朝，于五月中旬即帶挈眷屬離開了順昌。
從宋欽宗趙桓即位以後，在關于是否割三鎮的問題上，在委任趙構爲天下兵馬大元帥，以及趙構由相州到歸德去踐皇帝之位的問題上，汪若海都曾參加過謀議，因而在當時是被稱爲“深沉有度
”
的人。可是這次之挈眷南行，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是被描述爲臨陣脫逃的。事實上，汪若海這次到杭州也并沒有請到救兵，而他的重回順昌去做通判，卻也是在順昌戰役已經結束、順昌的安全已經可以确保之後。
汪若海爲要表明自己也是這場戰役直接參與者。便于回任之後，“躬往戰地，或訪親身臨戰之人，或質被擄得脫之士”，“聊述順昌之戰勝”，寫成一篇《劄子》送呈南宋王朝，“以備朝廷之采擇”。其中有專談“鐵浮屠”和“拐子馬”的一段：
兀朮所将，号常勝軍。……其所将攻城士卒好鐵浮屠，又日鐵塔兵，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後用拒子馬，人進一步，移馬子一
步，示不反顧。
以鐵騎爲左右翼，号拐子馬，皆是女真充之。自用兵以來，所不能攻之城，即勾集此軍。
（六月九日）劉某出軍五千人接戰，……始與虜騎往來馳逐，後直沖入虜軍中，手相扯捽，刀斧相斫，至有提去虜兜牟而刺之者。軍士有中刀洞心而猶刺虜不已者，有偶失地利與虜相抱于城濠而死者。
血戰自辰時緻申，虜乃敗走，橫屍遍野，不知其數。劉亦斂兵入城。兀朮大怒，親擁三千餘騎，直扣東門，射城上人，着城上炮架皆滿。又被城上軍以勁弩射走。
兀朮既大敗，乃移寨于城西門，開掘濠塹，……欲爲不戰之計而坐困順昌。……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二）
汪若海的這幾段記述，有一部分是從《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抄襲來的，但也有一部分爲該《錄》所不載，則應是從一些“親自臨陣之人”或“被擄得脫之士”尋訪而得的。其中對于“鐵浮屠”和“拐子馬”做了更具體的解釋，那就是：所謂“鐵浮屠”者，除爲《順昌戰勝破賊錄》所說的，“重铠全裝”做了詳細的說明，如“
被兩重鐵兜牟，周匝皆綴長檐，其下乃有氈枕”諸事之外，還要“ 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所謂“拐子馬”者，則是列置在左右兩翼的女真鐵騎的一種簡稱。
汪若海對拐子馬所做的解釋是正确的，對鐵浮屠所增加的“ 三人爲伍
”等解釋則全然錯誤。然而到嶽珂編寫《鄂王行實編年》時，卻又合二而一，把汪若海對“鐵浮屠”所做的錯誤解釋移用到于“拐子馬”身上去了。從此便以訛傳訛，遺誤千古，故不可不加辨正。
三、嶽珂《鄂王行實編年》所載郾城戰役中的“拐子馬”
嶽飛是一個喜歡招攬文士的人。在他的軍營中經常有大批的“效用使臣”。當他的軍隊在紹興十年（
1140）夏、秋間在穎昌府、郾城縣等地與金軍對戰時，随同部隊在戰地的這類文士必也不少。他們親眼看到了這幾次戰役的實況，必也有人将其全過程記載下來，像楊汝翼記載順昌戰役那樣。不幸是，到紹興十一年底（1142年初），秦桧便對嶽飛下了毒手，使他父子慘遭殺身橫禍。從此以後，凡與嶽飛往還較多的人，便被目爲“交通叛将”，曾做過他幕僚的人，更不免被深文周納地加以這樣那樣的罪名，他們的身家性命全受到嚴重災禍。因此，凡屬記述嶽飛平生事迹、特别是戰功的文字，以及和嶽飛相往還的書劄之類，在這時便大都由原作者自行銷毀，希圖借此滅迹免禍。郾城戰役的經過。雖然也必有身臨其境的文士、使臣之流曾加記述，在嶽飛身遭橫禍之後，這些記載也必然都随之而灰飛煙滅，自也可以斷言。基于這些因由，我們現時所能看到的關于郾城戰役的最早記錄，是在嶽飛身死六十多年之後，由他的孫子嶽珂寫入《鄂王行實編年》中的如下一段文字：
先臣自以輕騎駐于郾城縣，方日進末已。……日出一軍挑虜，且罵之。兀朮怒其敗，（紹興十年七月）初八日，果合龍虎大王、蓋天大王及僞昭武大将軍韓常之兵逼郾城。先臣遣臣雲領背嵬、遊奕馬軍直貫虜陣，……鏖戰數十合，賊屍布野，得馬數百匹。……
初，兀朮有勁軍，皆重铠，貫以韋索，凡三人爲朕，号“拐
子馬”，又号“鐵浮圖”，堵牆而進，官軍不能當，所至屢勝。是戰也，以萬五千騎來，諸将懼，先臣笑曰：“易耳！”乃命步人以麻劄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拐子馬”既相聯合，一馬偾，二馬皆不能行，坐而待斃。官軍奮擊，僵屍如丘。兀朮大恸，曰：“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今已矣！”拐子馬由是遂廢。
嶽珂之編寫《行實編年》，是在宋甯宗嘉泰三年（
1203），其時上距嶽飛之死已經六十二年，嶽飛生前所帶領的兵将，假如在嶽飛受害時年僅二十五六歲的，到這年也已将近九十歲了，必不可能還有還有幾個活在人間的。因而嶽珂對于郾城戰役的那段叙述，必不會是從親自參與那次戰役的兵将口中聽來的。但嶽珂編寫此書時所依據的文字資料，絕大部分我們現時都還可以看到，有一部分較爲冷僻的，後來也被嶽珂收錄在
《金佗稡編》和《金佗續編》當中了，而在上述這些資料當中，卻全無詳述郾城戰役的文字。嶽珂爲求能夠把這一空白補充起來，而且要把它補充得有聲有色，他便東拼西湊，把楊汝翼、汪若海記載順昌戰役的兩文取來參考，摘錄了兩文中的某些段落，稍加竄改，即移用了來，充作郾城戰役的具體内容。例如，“貫以韋索”和“三人爲朕”，即是把汪若海《劄子》中的“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稍加改動而成的。而把“鐵浮圖”和“拐子馬”合二爲一，則是嶽珂把見于楊、汪二文中的兩個各不相幹的名詞有意加以混淆的。“一馬偾，二馬皆不能行”，更是嶽珂專憑臆想而創爲之說的。
在《鄂王行實編年》成書三年之後，即 1206
年，南宋王朝的史官章穎以爲，劉锜、嶽飛，李顯忠和魏勝這四員大将的遭遇都很不幸，遂爲他們各寫一傳以事表揚，合編爲《南渡四将傳》一書，并且表上于朝（事實上即獻諸史館），以備修撰國史時的采擇。其中的《嶽飛傳》，完完全全是以《鄂王行實編年》爲藍本，稍加删潤而成的。在記述郾城戰役中大破金軍《拐子馬》一段，則隻是把《行實編年》中的“堵牆”改爲“如牆”，“是戰也”改爲“是役也”，“步人”改爲“步卒”，“既相聯合”改爲“相連”，“一馬偾”改爲“一馬仆”，此外再沒有不同之處。後來元朝晚年編修的《宋史》，其中的《嶽飛傳》果然是照抄了章穎的《南渡四将傳》中的那一篇，連字句間的改動也很少。明、清兩代有好幾種記述嶽飛事迹的小說《說嶽精忠全傳》之類行世，其内容雖不盡相同，卻全都在叙述郾城戰役時插入了大破拐子馬一節，而且也都是以《宋史·嶽飛傳》或《鄂王行實編年》爲其依據的。這樣一來，就使得一般人對于所謂拐子馬者統一在同一種理解之下：“三人爲朕，貫以韋索”，而且是，隻要“一馬仆”，其餘二馬自然也都“不能行”了。
四、“鐵浮圖”和“拐子馬”全都不是“三人爲聯，貫以韋索”的
嶽珂在《鄂王行實編年》當中把“鐵浮圖”和“拐子馬”混同起來，做史官的章穎又完全依照《行實編年》改寫了一篇《嶽飛傳》而上之史館，可以想見，南宋《國史》中的《嶽飛傳》必既是毫不改動的照抄了章穎的那一篇，而元朝官修《宋史》中的《嶽飛傳》，若非直接從章穎著作中抄來，便必是從南宋《國史》中抄來的，兩篇文字之間的差異處，真可以說是絕無而僅有。于是，“三人爲朕，貫以韋索，号拐子馬，又号鐵浮圖”之說，從此便成了大家公認的“定說”了。在明、清兩代人所編輯的《宋史紀事本末》、《續通鑒》等書中，更無不沿用其說。到十八世紀後期，清朝的乾隆皇帝令其臣僚以他的名字編篡《禦批通鑒輯覽》時，才察覺到此說不通，因而寫了一條“禦批”，對之進行駁斥，說道：
北人使馬，惟以控縱便捷爲主。若三馬聯絡，馬力既有參差，勢必此前彼卻；而三人相連，或勇怯不齊，勇者且爲怯者所累，此理之易明者。
拐子馬之說，《金史·本紀·兵志》及兀朮等傳皆不載，唯見于《宋史·嶽飛傳》、《劉锜傳》，本不足爲确據。況兀朮戰陣素娴，必知得進則進，得退則退之道，豈肯羁絆已馬以受制于人？此或彼時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宋人見其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耳目。
這段話雖是直接針對着《宋史·嶽飛傳》中，卻正是輾轉因襲了《鄂王行實編年》之誤，把“拐子馬”和“鐵浮圖”合二而爲一的，而《行實編年》中對拐子馬的解釋，則是把汪若海對鐵浮圖的解釋照搬來的，因此，這段“禦批”還等于間接地對汪若海在其《劄子》中對“鐵浮圖”的解釋進行了批駁。
如在上文中所已說過的，鐵浮兵和鐵塔兵，都隻能是出自漢人口中的一種稱呼，而其所以得此稱呼，則又隻能按照楊汝翼在《順昌戰勝破賊錄》中所說，是指金軍中之“重铠全裝”的那部分士兵而言的，如在此外再附加任何涵義，便必然發生錯誤。汪若海沒有親自參與順昌戰役，對于金方軍人和戰馬的裝備全不曾目睹，卻偏要在楊汝翼的記載和解釋之外，平空增加了“三人爲伍，以皮索相連”等無稽之談，既不近情，也不合理，當然不會是從“臨陣之人”或“被擄之士”詢訪得來的。
《通鑒輯覽》中的這條“禦批”，不論用以駁斥“鐵浮圖”或“拐子馬”，全都是切中要害，很有說服力的。但是，在楊汝翼的《順昌戰勝破賊錄》中對鐵浮圖已經給予了正确的解釋，在駁斥了汪若海的謬說之後，當會很自然地回到楊汝翼的正确解釋上
去；而楊汝翼、汪若海二人對于“拐子馬”一詞卻全未給予任何解釋。在《通鑒輯覽》的這條“禦批”當中，雖然論證了“三馬聯絡”與“三人相連”之不合情理，然而說，拐子馬仍是南宋人見金兵“列隊齊進，所向披靡，勢不可當，遂從而妄加之名目，”卻也仍然是一個不能使人信服的解釋。因此，人們仍不免要問：拐子馬既于鐵浮圖同樣不是“三人相連”或“三馬聯絡”的，那麽，它究竟是指金軍中的什麽部隊而說的呢？
五、“拐子馬”就是左右翼騎兵
李焘的《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五十六，于宋真宗景德元年（ 1004）七月乙未有一條記載說：
诏北面都部署，自今與敵鬥，陣已成列，徐“東南拐子馬”及“無地分馬”外，更募使臣、軍校拳勇者，量地形遠近，押輕騎以備應援。
先是，以大陣步騎相半。敵諜和王師不敢擅離本處，多盡力偏攻一面，既衆寡不敵，罕能成功。故有是诏。
宋仁宗康定元年（ 1040），曾公亮等人編篡的《武經總要》前集卷七，也有一段記載說：
“東南拐子馬陣”，爲大陣之左右翼也。本朝西北面行營，“拐子馬”并選精騎。夷敵用兵，每弓騎暴集，偏攻大陣一面，捍禦不及則有奔突之患，因置“拐子馬陣”以爲救援。其兵，量大陣之數，臨時抽揀。
從上邊的兩段引文中，可知“拐子馬”一詞在北宋的前期便已出現。而見于這兩段引文中的“拐子馬”，又全不是指敵人（當時北方敵人爲遼）方面的某種騎兵，而是宋人自指其前線上某一種騎兵說的。《長編》所載诏令以“東西拐子馬”與“無地分馬”
對舉，所謂“無地分馬”者，乃是指沒有固定列鎮的方位和地點，隻準備随時聽令相機策應或赴援某部之用的騎兵；而“東西拐子馬”者，則是有固定列陣方位，亦即《武經總要》中所說“爲大陣之左右翼”的騎兵。
以上引兩條記載與楊汝翼、汪若海記順昌戰役的文字相參證，我們就可對“拐子馬”一詞得出确切理解了：
1．《續通鑒長編》和《武經總要》中的“東西拐子馬”、“大陣之左右翼”，和見于楊汝翼、汪若海二人文章中的“兩拐子馬”、“以鐵騎爲左右翼，号拐子馬”，是完全相對應的；所謂“兩拐子”實即等于說“兩翼”；所謂“東西拐子馬”實即等于說“左右翼騎兵”。
2．《續通鑒長編》和《武經總要》中的“拐子馬”是北宋人自指其“大陣左右翼”的騎兵而言，而見于楊汝翼記載中的“兩拐子馬”，卻又恰恰是出諸“河北簽軍”之号，而非出于女真貴族口中的。所謂“河北簽軍”者，照我們上文所考釋，其人本皆漢人，其話也全是漢話，則從他們口中說出的“拐子馬”，自然也是沿用北宋以來已在習用的一個名詞，不會有新加的含義在内，也是可以斷言的。
在北宋時期内的詞彙中，不但有“拐子馬”，還常見有“拐子城”的稱呼。在《三朝北盟會編》卷六十六，于靖康元年（
1126）閏十一月記金兵圍攻開封城時，即屢次談及守禦拐子城的事。例如：
一日壬辰有雲：“車駕幸京城南壁，……已而幸宣化門，徒步登拐子城，親視虜營。”
四日乙未條有雲：“賊初到即力攻東壁通津門拐子城，時劉延慶頗練兵事，措置獨有法。”
六日丁酉條有雲：“金人犯阙幾旬日，……攻城日急，而善和、通津、宣化三門尤爲緊地，……姚仲友于三門兩拐子城别置兩圓門，……”
九月庚子條有雲：“宣化門告急，姚仲友領兵守南北拐子城。所以不捍禦水門者，以水門不可遽犯。故急攻二拐子。矢石如雨。樓橹皆壞。”
孟元老的《東京夢華錄》卷一的《東都城外》條亦載：“東城一邊，其門有四。東南曰東水門，乃汴河下流水門也，其門跨河，有鐵裹窗門，遇夜，如閘垂下水面。兩岸各有門通人行，路出拐子城，夾岸百餘丈。”
據上引各條資料可以證明，建築在汴京城的各城門外，用以拱衛城門的兩道各成直角的對立垣壁，北宋人稱之爲拐子馬陣。是拐子一詞乃北宋人的習用語詞，當無疑義。不幸的是，在北宋滅亡之後，這一語詞竟跟随着中原和華北地區而一同淪陷，它雖還保存在中原和兩河地區居民的口語當中，卻不曾被南渡的軍民人等帶往南方。他們聽到這一名詞雖也完全懂得，卻也不再用以稱呼自己的兩翼騎兵。故在南宋初年的楊汝翼和汪若海，對拐子馬這一名稱還能通曉其涵義，還不曾在其記述順昌戰役的文字中對他作任何曲解和附會；到南宋中葉的朱熹已不知此事之原委、曲折，更不免對之茫然不知其爲何物了。例如：
黎靖德編《朱子語錄》卷一三三《夷狄》門載，朱熹曾向他的學生說，當宋徽宗派人去與金人聯系夾攻遼朝時，高麗國王向北宋派往高麗的兩位醫師說：“女真不是好人，勝契丹後必及宋，而吾國亦不能自存。”又說：“女真作一陣法甚好，我今思得一法勝之。”對于被高麗國王稱爲“甚好”的女真陣法，朱熹繼即加以解釋
說：“蓋如拐子馬之類。”按照《武經總要》所說，“拐子馬陣”乃是北宋對敵作戰時所常擺布的一種陣式，怎麽被說成是女真的一種甚好的陣法呢？可見朱熹已不知拐子馬的确鑿涵義了。
嶽珂和章穎，較朱熹更爲晚出，對于拐子馬一詞自然更莫名其妙，于是就隻能望文生義，硬把“鐵浮圖”和“拐子馬”二者牽合爲一，并借用汪若海對“鐵浮圖”的錯誤解釋來解釋“拐子馬”，另外還附益了“三人相連，一馬仆，二馬不能行”等話語，以緻與“拐子馬”的确切涵義就不能不愈去愈遠了。
六、糾駁嶽珂的“自海上起兵皆以此勝”和“拐子馬由此遂廢”諸謬說
（ 1 ）
金朝的軍隊，是以騎兵爲主的。凡是由女真本族的丁壯所組成的部隊，或從其所管轄的各少數民族征調來的部族兵，大緻上都是騎兵。隻是從漢族地區征簽的兵丁，才編制爲步兵隊伍。而且在作戰時，總要他們首先去“沖冒矢石”。如《歸潛志》所說，每當金朝下令簽軍之時，居民則“号泣怨嗟”，州縣均爲之“騷然”，“驅此輩戰，欲其克勝”，當然是不可能的。因此，金軍的主力，及其恃以取勝的，當然隻有騎兵，包括被漢族士兵稱作鐵浮土和拐子馬的那些部隊。打了勝仗，固應歸功于他們；打了敗仗，也同樣歸咎于他們。而從宋、金間發生戰争以來，金的主力部隊被宋軍打敗的事卻也是不少的。《鄂王行實編年》以爲，自金人起兵以來，隻要鐵浮圖、拐子馬一上陣，便戰無不勝，隻在郾城戰役中，才被嶽飛識破其弱點，“乃命步人以麻紮刀入陣，勿仰視，，第斫馬足”，才第一次把鐵浮圖、拐子馬打敗，而且，
“拐子馬由是遂廢”。這顯然是不合情理，也不符合史實的。
首先，宋軍以大刀、長斧入金鎮而砍其馬足，并因此而戰勝金軍的事，在郾城戰前就已有了不隻一次了。例如：
1．《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八十一載：紹興四年（1134）十月韓世忠在揚州大儀鎮打敗金軍，其過程是：“韓世忠引兵次大儀鎮，勒兵爲五陣，設伏二十餘處。”金将撻也“擁鐵騎過五陣之東，”世忠“傳小麾，鳴鼓，伏者四起”。“背嵬軍（按，即韓世忠的侍衛軍）各持長斧，上揕人胸，下削馬足。”金的騎兵“全裝陷泥淖中，人馬俱斃。遂擒撻也。”
2．《朱子語類》卷一三二，記有朱熹關于紹興十年順昌戰役的一段話：
“
張棟（字彥輔）謂劉信叔（按，即劉锜）親與他言：順昌之戰，時金人上十萬人圍了城，城中兵甚不多。劉使人下書，約戰。虜人笑。是日早，虜騎迫城下而陣，連山鐵陣，甚密，不動。劉先以……肉飯犒師，……以所犒一隊持斧出，令隻掀起虜騎（馬甲），斫斷馬腳。人馬都全裝，一騎倒，又粘倒數騎。虜人全無下手處。……殺甚多。虜覺得勢敗，遂遁走。”
（《語類》卷一三六載有另一人所記此次談話，末段作：“但聞多遣輕銳之卒，以大刀斫馬足。每折馬一足，則和人皆仆，又有相蹂踐者。大率一馬仆，則從旁而斃不下數十人。”）
上引這些資料所說的，全是宋軍用斧或長斧或大刀斫斷馬足而戰勝金軍的事，而所戰勝的金軍，又都是“人馬都全裝”的“鐵騎”，其中也必然包括有鐵浮圖和拐子馬。因此，既然以上十萬的大軍作戰，而其中無勁旅，當然是不可想象的，更何況在楊汝翼，汪若海兩人記述順昌戰役的文字中，分明提到金軍
中的鐵浮圖和拐子馬都已參戰，而且都被打敗了。既然如此，則說在郾城戰役以前，鐵浮圖、拐子馬不曾被宋軍打敗過，着顯然是不符合史實真象的。
（ 2 ）
在任何一次規模較大、用兵較多的戰役當中，斷無隻在正面擺布大陣，而不配置左右兩翼的道理。拐子馬的正确解釋既然是左右翼騎兵，則說在郾城戰役之後，金人在作戰時就不再配置左右翼騎兵，着顯然不成道理，正面的大陣如一旦打了敗仗，難道也要從此不再設置正面大陣嗎！事實上，金國自從發動侵宋之師以來，一直都使用着所謂“三生陣”，而這“三生陣”就正是包括正面和左右兩翼在内的一個統名。石茂良的《避戎夜話》1中有專記此事的一段文字：
頃在殿前，見禦寶批降到金人三生陣同命隊法，令姚仲友以下各陳己見以聞。
凡敵人遇我師，必布圍圓陣當鋒，次張兩翼，左右夾攻，故謂之三生陣。每隊一十五人，以一人爲旗頭，二人爲角，三人爲從，四人爲副，五人爲徼。旗頭死，從（者）不生還，還者并斬。得勝受賞，亦然。故謂之同命隊。
圓陣當鋒，兩翼夾攻，既爲金軍經常采用的戰術，是不可能因某個局部的一次勝敗而從根本上進行改變的。
從南宋的許多史書的記載上，在郾城戰役之後，也仍可看到，金軍在與宋軍作戰時，還照樣在兩翼配置精騎，亦即照樣使用“拐子馬陣”。例如：
《三朝北盟會編》卷二○五，于紹興十一年（ 1141）二月十八日記宋軍于柘臯鎮大破金軍事，說道：
兀朮率鐵騎十餘萬，分兩隅，夾道而陣。……王德麾軍濟渡，奮勇先登，薄其右隅，賊陣動。……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大破之。
另據《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一三九所記這次戰役的文字，還可得到一些補充材料：
金人以拐子馬兩翼而進，德率衆鏖戰，（楊）沂中曰：“敵便習在弓矢，當有以去其技。”乃令萬兵各持長斧，堵而前，奮銳擊之，金人大敗。
可見宋軍這次之大破金方的拐子陣，所使用的辦法，和大儀鎮、順昌城諸戰役完全相同，是以長斧入陣，“上揕人胸，下斫馬足”的。這既可說明，用麻紮刀砍斷馬足，從而使金的騎兵大受挫敗，這并不是由嶽飛創造發明的一種辦法，而是在其前其後全都使用過的；還可說明，嶽珂所說，在郾城戰役之後，“拐子馬由此遂廢”，完全是不顧事實的無稽之談。
而且，不隻是在晚于郾城戰役一年的柘臯戰役中有拐子馬的出現，在郾城戰役二十多年之後，在宋方的記載當中，仍然說金方使用拐子馬參加戰鬥。如《宋史》卷三六七《李顯忠傳》所載：
孝宗即位，隆興元年（1163），……顯忠陰結金統軍蕭琦爲内應，請出師，自宿、亳出汴，由汴京以逼關陝。……時張浚開都督府，四月，命顯忠渡江督戰，乃自濠梁渡淮，至陡溝。琪背約，用拐子馬來拒，與戰，敗之。
盡管在此以後，拐子馬一詞确實是極少出現了，但是，它所以極少出現，也仍然不是因爲“拐子馬由此遂廢”，而是因爲，這時
宋、金軍隊中的将官與士兵（包括金軍中的簽軍在内），全已換了一代人，在他們的口語和詞彙當中，全已不再存在“拐子馬”這個詞兒，都不再以此稱呼金軍的兩翼騎兵，從而在南宋人的文字記載當中，這一名詞也随之而逐漸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