簌簌衣巾落棗花，村南村北響缫車，牛衣古柳賣黃瓜。酒困路長惟欲睡，日高人渴漫思茶，敲門試問野人家。

——《浣溪沙?徐門石潭謝雨道上作》

宋神宗元豐元年（1078）春，蘇轼在徐州，因爲久旱無雨，他率部下及百姓去城東二十裏的徐門石潭祈雨；後果然普降甘霖。夏初，蘇太守再帶人前去對龍王表示感謝，并寫了一組《浣溪沙》，意态悠然自得。這時他雖然是帶罪之身，并被排擠出朝中的政治集團，但看上去還遠沒有那麽倒黴。

烏台詩案、貶谪黃州是一年以後的事。

那場打擊對蘇轼來說是緻命的：他遭人誣陷、雙規入獄，嚴刑拷打，幾乎丢失了性命。後虧得太後說情，蘇轼才被赦免，以團練副使的身份灰溜溜地逃離京城，發配到那個蠻荒之地（黃州）。朋友們的安慰是不能指望的，因爲自從他出事，唱和朋友當中，有三十多人受到牽連，一百多首詩呈閱官府。許多人早就吓破了膽，紛紛指天畫地、賭咒發誓，與蘇轼徹底劃清了界限——避之唯恐不及……

靈魂與肉體遭受雙重的蹂躏。蘇轼的人生跌至了最低谷。

然而1078年要好很多，這一年蘇轼43歲，年富力強，還沒有遭受惡毒的指控。他在徐州任上爲百姓辦了一些實事。夏初他去徐門龍潭“謝雨”，途徑鄉村，村婦争相觀看使君大人，以緻“相排踏破茜羅裙”。麻葉層層，苘葉泛光，隔着籬笆都能聽到缫絲村姑們的歡笑，杖藜老翁擡醉眼，而在别一處、辛勤的主婦卻用散發甘甜味的新麥面蒸幹糧！

多麽親近平和。

然而短短一年後，一切變得不同了。

缺月挂疏桐，漏斷人初靜。誰見幽人獨往來，飄渺孤鴻影。驚起卻回頭，有恨無人省。撿盡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蔔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

元豐三年（1080）正月初一，蘇轼離開京城，前往長江邊上的窮苦小鎮——黃州。

經過一個月的跋涉，于農曆二月初一，蘇轼抵達黃岡。開始時居無定所，他借住在定惠院。定惠院是一個小寺院，在黃州東南，坐落在林木茂密的山坡上，離江邊還有一段路。他和僧人一同吃住，午飯與晚飯後，總喜歡在寺中散步。

《蔔算子?黃州定惠院寓居作》，大約就寫于這期間。

經過烏台詩案，蘇轼飽受折磨，瀕臨死地，他在獄中已做好了必死的打算。此時雖然僥幸出獄，而驚懼猶存；漂泊異鄉，寒夜凄冷，耿耿難眠，“撿盡寒枝不肯栖”、飄渺無依的孤鴻，牽動了詩人内心多少難言的隐痛！

家眷到達之後，蘇轼的生活似乎安定下來。

盡管頭上頂着“團練副使”的微職，但他沒有任何權利，一不準擅自離開，二無權簽署公文，等于一個變相的囚徒。好在工資照發。雖然不多，但強過于無，否則日子真不知道該怎麽應付？

元豐四年（1081），生活開始困窘，蘇轼真正務農了。他在東坡一片田地裏工作，自稱“東坡居士”。他頭戴鬥笠、手扶犁耙，身穿粗布衣裳，以曆代隐士反複吟詠的田園形式立于田邊地頭。

這塊田地在黃州城東，占地約十畝，有稻田、麥田、桑林菜圃，另有一片大果園。東坡還在别處種有茶樹，建立屋舍。蘇轼過去原想棄官爲農，但他沒料到在這種情形之下而成爲了農夫。《東坡八首》小序中說：“……營地數十畝，……躬耕其中。地既久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墾辟之勞，筋力殆盡。”甘苦可知。

夜飲東坡醒複醉，歸來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鳴。敲門都不應，倚杖聽江聲。長恨此身非我有，何時忘卻營營！夜闌風靜縠紋平。小舟從此逝，江海寄餘生。

——《臨江仙?夜歸臨臯》

蘇東坡自己善于做菜，也喜歡飲酒。

他在黃州的時候，豬肉極賤，但當地許多人不善烹饪，所謂“富者不肯吃，貧者不解煮”。蘇轼告訴别人一個炖豬肉的方法，簡單适用，洗淨，切塊，用很少的水煮開之後，在文火上炖幾小時。當然要放醬油。這便是紅燒、傳之後世的“東坡肉”。

有時他竹杖芒鞋而出，在江邊市鎮，與漁樵爲伍，消磨竟日的光陰。其間或飲一杯淡淡的土酒，或無目的地閑走，被酒肆醉漢們推搡斥罵，他非但不怒、心中反而高興：“自喜漸不爲人識。”

又一次夜遊喝醉了，蘇轼醺醺然地返回臨臯，乘興填了一阙《臨江仙》。流傳開去，卻把太守吓了一跳。因爲他有職責監視蘇東坡，不得擅自出境。太守立刻派人查看，結果發現蘇轼尚卧床未起，鼾聲如雷。

元豐六年（1083），蘇轼生了一個兒子，其名遁兒。生下三天後，蘇東坡寫詩一首，聊以自嘲：

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

惟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難到公卿。

蘇轼似乎轉變了。漸漸地，過去那個動不動急躁，尖銳，鋒芒畢露的憤青消失了，代之而出現的，則是一個溫暖、寬和、诙諧、親切的中年人。在這種氛圍中，東坡覺得自己越來越像東晉的田園詩人陶潛（淵明），他甚至認爲，陶潛一定是他的前身。耕作之餘，蘇轼寫了許多田園詩，并把陶的《歸去來兮辭》重組，照民歌唱出，教給大家一起唱。

——元豐五年（1082）前後，蘇東坡寫出了他一生中最重要、最華美的篇章：《念奴嬌?赤壁懷古》，《記承天寺夜遊》，前後《赤壁賦》。

黃州也許是個偏狹肮髒的小鎮，但在詩人的升華與重塑中，一切變得熠熠生輝。(未完待續。)手機用戶請浏覽閱讀，更優質的閱讀體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