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這個時候，事态并不是沒有松動的可能。因爲川籍在京官員以及大量禦史開始紛紛上書言事，請求朝廷慎重；另一方面英國駐四川領事也電告京師公使館，英國有關人士建議把川路列入支路範圍，準予民間商辦。

皇帝政啓陷入猶豫之中，“對各省幹路收歸官辦亦頗爲疑慮”，“曾屢次谕交樞臣妥籌辦法”。事處無計可籌之時，政啓忽準内閣總理大臣拿出妥籌辦理之方，以防釀成禍變，但此時的内閣更把責任推到盛宣懷一人身上，擺出無計可施的姿态。

督辦鐵路大臣載方、湖廣總督岑春暄等大臣又接連上書彈劾趙爾撰督辦不力，指責他“違抗朝旨，恫喝挾持，無所不有”。盛宣懷的幕僚周祖佑在談到川督态度給四川保路運動帶來的影響時說，“設當時行政長官稍加禁遏，當不至此。乃至護院（指王人文）畏其鋒勢，一味姑容，緻路事風潮至今尤未平靜。”搜索最新更新盡在

趙爾撰面臨着政治重壓，事态的發展更加讓他感到不安。

與此同時，争路争款風潮繼續擴大，很快發展到140多個縣，參加保路同志會的各地人士達數萬人，成立同志會的縣達64個。川漢鐵路公司宜昌分公司的4萬工人也舉行了抗議，保路同志會成立20天後，會員名冊已不下10萬人。以至于當年秋冬之間，保路同志會遍布全川。四川總督趙爾撰驚呼“兵警彈壓爲難”。

局勢進一步走向失控的邊緣，朝庭已經得到各方面的呈報，巴蜀危急。

在邊地曆練多年的趙爾撰從來沒有見到過如此勢不可擋的民情。他試圖進一步采取協商的手段，頻與紳商首領接觸，會商解決罷市罷課、抗糧抗捐問題，并表示“彼此須同心協力，大家商量。誠恐輕易決裂，反至不可收拾。我總當竭力維持”。

2月27日至3月4日，朝庭接連4次嚴饬趙爾撰使用強硬手段，但趙仍以兵力不足且士兵多系川籍、恐釀激變爲由抗谕不遵。

3月1日，趙爾撰又兩次會同成都将軍玉崐等人要求内閣彈劾盛宣懷，并提醒朝庭：“現在大局如此，即不提出修改合同，已有萬難履行之勢。”

趙爾撰與王人文神作書吧爲地方官員，對于情勢的把握最爲直觀，向朝廷提出妥協主張，是十分必要和清醒的。但是朝庭的官員從全局出發，希望用鐵腕壓制逐漸失控的四川局勢，以免引起連鎖反應。

四川總督與朝庭仍在就處理意見僵持着。

彭山和中江已出現了零星的暴動，這表明武裝起義的波濤已經慢慢襲來。

實際上，武裝起義的準備工神作書吧早已經在悄然進行。1月份，在國民黨成員秦載赓的推動下，川東南哥老會四方九成團體首領在新津會議，“承謀舉義”。2月4日，國民黨又發起召開資州羅泉井會議，決定改同志會爲同志軍，議定3中旬各地同時起事。至此，革命黨人取得了保路運動的領導權。革命黨人還看準時機策動地方士紳領導下的民團參加到保路運動中來。

早在1905年，孫中山在劉飛揚授意下，就派遣川籍國民黨成員回川領導革命事業，1905年，黃興則邀請哥老會首領佘竟成赴甯，在孫中山的親自勸說下，加入國民黨，并令其回川發動武裝暴動。以哥老會爲代表的衆多會社力量一直是潛藏在民間的一股強大勢力，多以“反清複明”爲會社宗旨。主張共和的革命黨與主張“反清複明”的會社力量的結合是中國一個非常重要的曆史現象。

加入同志會、聯絡哥老會是劉飛揚親自制定，由孫中山組織的行動策略。雖然國民黨成員們親自領導的彭縣、江安、成都、廣安的起義先後失敗，哥老會策動的泸州、江安、叙州等地暴動也被鎮壓，但是都擴大了自己的影響。所以在保路運動一開始，劉飛揚就讓國民黨人就采取了“外以保路之名，内行革命之實”的策略，他主張“激揚民氣，導以革命”，利用保路同志會神作書吧爲合法的鬥争工具。

1906年5月，國民黨人就在成都四聖祠法政專科學堂開會，商議同盟會在保路運動中的具體方略，最終議決：一、“以保路爲推倒滿清的工具，而實行鼓動股東大會，組織革命軍者同盟”；二、“離間官民，領導民衆，擁戴蒲、羅諸人，暴動于省城之中”；三、國民黨員分赴各地，“提挈人民，組織民軍，共同革命”，“各以數百或數千人，割據州縣，或進攻成都，包圍于省城之外”。

保路運動進一步向革命的方向發展。

在保路運動中，民主黨爲了壯大勢力，也有意聯絡哥老會，民主黨中的一些人本來就和哥老會有較爲密切的聯系。羅綸的父親是川北一帶有名的哥老會首領，羅綸本人又在保路運動中頗有影響，因而他在哥老會中有很高的号召力。他曾動員多名哥老會首領參加保路鬥争。很多士紳此後因爲參加了保路同志會而附帶就參加了哥老會，甚至出面領導哥老會進行保路同志會的活動。哥老會也得以在保路同志會公開、合法的名義下活動，其中許多首領成了各地保路同志會的負責人，這些力量的結合引起了朝庭的極大驚恐，認爲它“贻患滋大，實與川省人民治安大有關系”。

在保路運動中，民主黨等立憲派對革命派及哥老會活動的默許和支持，本是想向清廷施加更大壓力，迫使政府在償還股金的事件中神作書吧出更大讓步，這在客觀上不僅助長了民主黨等立憲派的争路聲勢，也增強了保路運動中的反清力量。一旦條件成熟，這幾種社會力量将交織在一起，足以撼動帝國大廈的根基。

面對如此重壓，朝廷已對王人文、趙爾撰等川中大吏不再寄予希望。

對于川中的抗議風潮，載方有他自己的看法：“吵商辦者，是一班新黨，且非真正股東；股東隻求保全權利，新黨則别受所指。”載方在即受任督辦鐵路大臣，但他竟多次向政啓提出辭呈，幾經政啓勸慰。載方之所以躊躇不決，是因爲鐵路國有以及借款合同的簽訂，他參與不多，面對商民的抗議運動，他不願這個時候出面去收拾這堆爛攤子。

到了1907年3月12日，政啓急命督辦鐵路大臣載方自湖北帶“新軍”第三十師入川“查辦”，令四川提督田振幫會辦，并命趙爾撰嚴加彈壓，試圖用高壓手段阻止局勢的進一步惡化。但載方依舊長期滞留，延不入川，直至3月19日——即趙爾撰制造出向抗議商民開槍的“成都慘案”12天後——才隻進至宜賓。

載方雖消極應對，但是朝庭的這一決定足以激起更大的反抗浪潮。

消息傳來，群情激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