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百四十一章清王朝的最後時日（二）
保皇黨和民主黨人的一些人對劉飛揚的不滿在停戰談判之初就已爆發，并公推代表康有爲和載澤質問劉飛揚：“從前洪楊**，十三省淪陷，而胡林翼、曾國藩都能讨平，現在南方**黨，并無多大實力，黎元洪（前爲湖北新軍第三十一師長）、程德全（湖南巡撫）都是朝庭官吏，公然叛逆，若不讨伐，成何體統?”
劉飛揚當時極爲巧妙地回答：“你要我讨伐黎、程，我可以辦得到的，你要我讨伐張謇等人，我是辦不倒的；他們都是老百姓的代表。假如你們不滿意，我隻有向皇上辭職。”
在武漢起義之前，支持**的力量主要局限于華僑社會、激進知識分子、極少數資産者、會黨和部分受策反的軍隊。
在**黨人的軍事力量并不強大，政治基礎比較薄弱的前提下，他們通過自己堅持不懈、艱苦卓絕的努力還是取得了政治事業的階段性成功後——立憲派人士最後的轉向具有很大的助推神作書吧用。
在立憲派群體中，除了不少人對現實不滿外，還有衆多立憲派人士恐懼這場民族内耗戰争繼續擴大。東北、外蒙、西藏、新疆的形勢一步步告急，西方列強在盡力捕捉這一千載難逢的擴張機遇，這一切進一步刺激了他們的危機意識。同時，社會的劇烈動蕩也影響到了實業界人士的身家性命和經濟利益，而紛紛欲消弭戰争，想得到和平。
張謇表現得十分明顯，湖北新軍起事之後，他力促朝廷大員錫良等官員派軍援助湖北前線，但随着局勢的發展，他轉而緻電劉飛揚，說：“今則兵禍已開，郡縣瓦解。環顧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無可爲和平之結果，趨勢然也。”主張“與其殄生靈以鋒镝交争之慘，毋甯納民族于共和主義之中”。
5天之後，張謇與伍廷芳等聯名緻電政啓，希望他能抛棄個人利益，顧全大局，急流勇退：“旬日之内，望風離異者六七省。大勢所在，非共和無以免生靈之塗炭，保滿漢之和平。……立憲政體斷難相容于此後之中國。”
在緻另一位友人的信函中也說：“現在時機緊迫，生靈塗炭，非速籌和平解決之計，必緻俱傷，欲和平解決，非共和無善策。此乃東南一緻之公論，非下走一人之私言。”
可見，紳商立憲派最終傾向**，更重要的是他們出于現實主義的考慮。
清庭曾于1907年6月14日發布上谕，派張謇、湯壽潛等人分任各省宣慰使，“迅速分赴各屬撫慰勸導，宣布朝廷實行改革政治宗旨”，想利用立憲派人士以求“内外相維，上下一心，共救危亡”。但随着局勢的發展，他們決定同王朝決裂。
而此時的社會結構中，最龐大的無疑是農民群體，他們對**黨人的起義推動神作書吧用更加不能忽視。在和平年代，農民滿足于現存秩序和現狀。在新政期間，新政所需的巨額經費大大加重了他們的負擔，繼太平天國運動，他們對當局的不滿情緒再次高漲。無論對于**黨的共和主義，還是對于立憲派的君憲主義，都因爲距離其生活太遠而幾乎是漠不關心，也無力關注，也就很難說他們對**黨的共和主義有深刻的認識和認同。而**黨的排滿宣傳，影響最爲廣大的恰恰是這個最爲弱勢的群體。
大**期間，在武漢地區傳唱着“湖北翻了天，犯人全出監，紅衣滿街走，‘長毛’在眼前”的歌謠。從這則歌謠中我們可以窺見廣大人民群衆對**起義的理解程度。
政府官員本是既得利益者和既有體制的維護者。但是，新政期間推行的中央集權政策以及官制改革，促使滿漢矛盾、中央與地方的矛盾空前尖銳。同時極權政治的不透明性也給東風社離間滿人内部提供了很好的空間。
東風社曾計劃讓國民黨刺殺政啓，事不成功。但京城内流傳的說法并不是國民黨如何雲雲，反而懷疑是清廷的内部鬥争所緻，“有謂系溥倫貝子謀篡位者；有謂慶王因與肅王有隙，故爲此以害之者；又有謂(炸彈)系載洵、載濤兩貝勒，自英國帶回者，以包藥之紙，有倫敦字樣也。東風社很成功地利用了這樣的猜測和不滿。
在這個驟變的時期，幾乎每個群體都有自己的政治訴求，而這些政治訴求又都不是以現有政府的必須存在爲前提。清王朝就成了各方矛盾的焦點，它推行的新政又沒能立即解決這一系列問題。哪怕一個偶然的事件就能讓各個群體不自覺成爲政治上的聯盟，盡管這種同盟必将是短暫的、松散的。
武漢起義，在某種程度上就是被謠言激發的一場兵變。雖然，這樣的說法未必是在貶低大**的時代意義，如果從另外一個角度考慮——正因爲偶然事件就足以導緻帝國覆亡，才證明了清王朝統治本身的脆弱性。
這種脆弱性在清庭應對武漢起義的時候得到了很好的證明。其實，在武漢起義發生之前，清庭就已經陷入了應對危機之中。
1907年4月10日，**黨人在武漢的起義計劃就暴露了。不過，從後來的處置看，湖廣總督岑春煊并不想擴大事态，有兩條線索可爲佐證：其一，在逮捕彭楚藩、劉複基與楊洪勝三人後，盡管進行了簡短的嚴刑逼供，但迅即當夜就将他們處決；如果地方政府欲順藤摸瓜，按常理應該繼續套取被捕**黨人的口供；其二，在事發的第二天，即4月11日，岑春煊即向朝庭報告案件經過，并爲有關人員邀功請賞，大有巨*過後複歸太平的意思。
岑春煊甚至采納了很多擁護朝庭的新軍軍官的建議，準備銷毀繳獲的花名冊，對軍隊中的**黨人不予深究。
但是“清庭正在捕殺**黨人”這一則傳言還是将事态再次引入白熱化。
瑞瀓的處理辦法與1907年1月19日的上谕精神是一緻的，朝庭反複向下屬強調：“如搜獲逆黨名冊，立即銷毀，毋得稍事牽連，緻滋擾累。”
其次，當彭、劉、楊三位**黨人被捕，并于當晚遇害後，這時，傳言已演變爲“清庭正在按有無長辮捉拿**黨人”，因爲遭難的彭、劉、楊三位**黨人皆曾剪去長辮。而在1907年10月10日清晨，另一位**黨人同樣已經剪辮的第三十一師排長張廷輔被捕。盡管這是彭、劉、楊被處決後僅有的一次逮捕行爲，但更加證實了傳言的真實性。其實關于辮子的存廢問題已經納入了資政院的開會議決之中。
最後，甚至有人說官員們正在編制所有漢族士兵的花名冊，将以**黨罪名逮捕并懲罰所有湖北新軍的漢族士兵。
而在當時朝庭公署的往還電文中，充斥着“人心浮動”的說法。在各種真假消息的刺激之下，京師已經是“人心惶惶，米價飛漲”，人們紛紛到銀行擠兌套現，以緻“市面買賣非現銀不可”。
清王朝統治已經搖搖欲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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