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荻學習唯物辯證法也不是一天兩天了，思想與思維方式早被李信改造了過來，聽了顧炎武的結論，不禁秀眉微擰，按自己的方式組織語暗中反駁，還不望偷偷看着李信。
柳如是也是一邊記錄，一邊思考。
李信不置可否道“陽明先生乃一代大家，良知一說，發人深省，但後世子弟，良莠不齊，正如禅宗，元明之前，尚多精義，而元明之世，多野路出身的狂禅『亂』語，如着名的祖師禅。
所謂祖師禅者，以作用見『性』，諸公掀翻天地，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釋氏一棒一喝，當機橫行，放下拄杖，便如愚人一般，諸公赤身擔當，無有放下時節，故其害如是，狂妄無羁。”
事實上，現世流傳的一些佛門段子，源頭大多可追溯到元明時期，正是在那個時代，禅宗漸漸失去了精義，變得功利化，世俗化，各種偈語層出不窮，淪爲了一種辯論工具。
黃宗羲眉頭一皺道“李司令的意思是指，後人參悟心學，失了陽明先生本意”
李信謙虛道“陽明之學我隻通皮『毛』，不敢妄論，但陽明先生曾和弟子薛侃論花草，薛侃除草見花，歎爲何善難顯，惡難除，下之意把花定義爲善，草定義爲惡。
陽明先生認爲，花草本天生，無謂善惡屬『性』，隻因人之所好，方有善惡，薛侃于是問道既然草不能以惡論，那又何必除草
由此可見，善惡因人而異，有用爲善，無用爲惡，再可引申出，善惡乃相對，并無絕對标準。”
黃宗羲臉一沉道“善即是善，惡即是惡，豈能模糊視之”
李信駁道“鞑子有害于華夏，我們殺鞑子，是爲惡，但反過來，鞑子亦有家人父母，我曾得到情報，在圖爾格全軍覆沒之後，沈陽全城恸哭，對于滿人而，他們的壯士死于臨清，是爲惡，劫掠大批财富回沈陽，方爲善，故我堅持善惡因人而異，因事而異，不能等同一緻。”
顧炎武道“李司令，善惡自古以來皆有定論，否則曆代先賢何必勸人一心向善”
李信擺擺手道“我先前就說了，善惡不能一概而論，因此存在一個普世的問題，什麽是普世即秩序
凡有利于維護當前秩序者，又爲大多數人所認可，即爲善，亦謂道德，凡有害于當前秩序，即爲惡，顧兄所說的善惡皆有定論，是爲人處世的最基本倫理，幾千年來不斷完善修改，成爲善惡的總綱，人從一出生，就接受了這樣的觀念，因此才有大是大非的說法，而大是大非之下，還有小是小非，依次類推。
從中可以看出，善惡非天成，即不是天定，也不是一成不變，而是随着文化社會的變遷而變遷，比如先秦，以人爲殉是當時的禮儀，而英宗廢除殉葬卻得朝野稱頌，說明時代不同，禮亦不同。
我再舉個例子，如仔細推敲大明律，世上最省力，最賺錢的法門都寫入了大明律中，令行禁止，以免撈偏門、發快财不加扼制，緻使人心崩潰，進而秩序崩潰，二位以爲然否”
“這”
顧炎武和黃宗羲相互看了看，都沒料到李信如此難纏，他們登門的目地，是想弄清楚唯物辯證法是怎麽回事，别是什麽歪理邪說，被李信以權力強行推廣，釀成大禍，可這倒好，唯物辯證法還沒弄清，自家的心學已經挨批了。
“咳咳”
黃宗羲清咳兩聲，問道“李司令，善惡之辯，是否可以看作人欲”
“可以”
李信想了想，點頭道。
“那好”
黃宗羲精神一振道“陽明先生主張，人欲與天理并存，這也是心學的基礎，而依李司令所，人欲随遇而變，理當居于天理之下，即人欲可滅，天理長存，與朱子主張不謀而合，可李司令推出大義覺『迷』錄明顯是反朱子之說，這豈不是自相矛盾黃某不理解啊”
“嗯”
顧炎武眼裏現出了贊許之『色』，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妙
李信卻是微微笑道“大聲希聲，大象無形，聖人以萬物爲刍狗，天道本無情，無所謂善惡，善惡來自于人心，人心多變，故道德多變，黃兄莫要曲解，我的意思是，因善惡标準難定，故以良知斷善惡不爲行，二位先别急于否認，我有幾個問題先要請教。
其一，大明官場上，心學門人以良知打壓對手，理直氣壯，凡事給人扣上一頂道德不足的大帽子，在民間，也以良知爲由，組織鄉民，沖擊官府，其皎皎者如何心隐、又如号稱布衣宰相的張溥，這些人假借良知之名，行私欲之事，全然不顧他人指責與道德約束，世風日益敗壞，未嘗沒有心學推波助瀾，我想，此絕非陽明先生本意，我對二位也仰慕已久，望二位如實答我，心學是否如禅宗一樣，正逐漸濫化，低俗化”
“這”
顧炎武與黃宗羲相視一眼，都從彼此的眼裏看到了尴尬。
自萬曆以來，心學逐漸擁有了與理學相庭抗禮的根基，但是負面影響正如李信指出，非常明顯，成了攻擊對手的一塊招牌，不分善惡對錯，隻要你站在我的對立面，你就是錯的，是惡
李信得勢不饒人，又道“我們再回到薜侃與陽明先生的花草之論，對于薜侃的提問，陽明先生給出了草又妨礙，理亦宜去，去之而已的答複，既然沒有善惡屬『性』的草，妨礙到了花朵的時候，都理亦宜去、那麽對于人或事，一旦妨礙到了自己，是否也該去之而已呢
在每個人的身邊，都會有不同的聲音，如果針對不同的聲音，不是虛懷若谷，求同存異，而是簡單粗暴的抹殺，那和暴君獨夫有何區别天下會『亂』成怎樣善惡本難界定，倘若再以有用沒用、是否妨礙自己作爲判斷依據，兩位不覺得太功利、太可怕了麽
陽明先生好歹還對這個問題有過反思，但據我觀察，當下的王學門人直接以有用沒用作爲善惡的标準，這是徹徹底底的功利行爲，與儒家仁者愛人，重義輕利的道德觀何其悖也。”
顧炎武與黃宗羲現出了凝重之『色』。
柳如是則是眼前一亮，目中『射』出奇光望向李信，孫荻站李信背後，也是連連點着小腦袋。
李信繼續道“我們再來說說知行合一的問題，知行合一強調知行并重，行解并重，诠釋的是知識對道德的内化作用，這是在非常理想化狀态下的對聖人的标準。
其極端化的體現，便是道德至上，用求善統攝一切，隻要人是好人，他的一一行都是正确的，而人又有附炎趨勢的天『性』，引申爲隻要有權有錢，他的行就成了金科玉律，心學的良知判斷，是不論真善美的區分，把一切問題歸納爲善惡的價值判斷。
但是人的秉『性』各有不同，不是所有人都要當聖人，也不能以聖人的标準要求别人，而是應擇材錄用。
比如二位合适寫文章，上陣打仗肯定不如我，而我乃一赳赳武夫，動刀動槍我在行，論起筆杆子，卻未必如二位，這本是很簡單的事實，可是從目前來看，知行合一有濫用化的趨勢。
當然，我不是否定知行合一，這是聖人的标準，隻能律己，不能及人，而且在立意上，心學也要高于理學，心學的根本問題，是對人心多變估計不足，心學門人又視若不見，一味的唯道德論，從道德上打擊對手，結果淪爲僵化的教條，以赤果果的功利主義作爲行事準則，這絕非陽明先生于九泉之下所願見之。”
顧黃二人，端作不動，面『色』數變，李信對于心學的指責，毫不客氣，卻切中時弊，大明的『亂』像，有相當一部分的責任要由心學承擔，他們都是浸『淫』心學的老手，并不是不清楚，隻是沒有李信整理的那麽系統化，也因此無從反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