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功利主義“利”和“義”——墨家是重利的，墨家的孝是利親，忠是利民。“忠，利君也；孝，利親也；功，利民也。”連“義”的定義也是“義，利也。”儒家的孔丘和孟轲把“利”和“義”完全對立起來，提倡去“利”存“義”。墨家則說“義，利也”。這就把義和利統一起來。

墨家對功利的論述是圍繞“義”與“利”這樣一對中國傳統倫理的重要範疇展開的。其中的利字所指即爲功利,涵蓋了利己、利人、利天下三方面的含義。

獲取功利是墨家所追求的最大目标,也是他們判斷是非言行的唯一标準。墨子從人們趨利避害的本性角度,爲人們求利動機的合理性進行了辯護,但墨子又強調利己的實現存在于利人之中,所以要實踐兼愛,“以兼相愛,交相利之法”來取代“别相惡,交相賊”,從而達到“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可見,他所追求的利,最根本的還是天下之利。用這樣的方式使得義利合一:義就是利,主張貴義重利,把利視爲義的内容、目的。

關于道德評價的根據問題,墨子認爲應“合其志功而觀焉”,把動機和效果結合起來考察。關于處理争議評價真理的根據問題，墨子認爲還是要看實踐中的事功與結果。墨家強調不光要有好的目的，更要有好的結果。由于墨家的功利主義，使得墨家學術是一個開放式的學術體系，而不是一個封閉的理論體系。

一平等兼愛的天賦人權思想。“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

在墨子那裏，人生來平等，這是上蒼賦予人的一種不可被剝奪的權利。所以墨子批評孔子的“仁”存在親疏厚薄之别,從而提出“兼愛”，主張無差别的人道主義原則，以解放平民。《墨子·經說上》指出“仁，愛己者，非爲用己也，非若愛馬。”——墨子肯定人的尊嚴、權利、價值，認爲人不是手段而是目的。

墨子珍惜國民的生命權。“天欲其生而惡其死”說的是生命神聖。墨子告誡執政者“今天下之國，粒食之民，殺一不辜者，必有一不祥。”并且以暴王桀、纣、幽、厲被“天下之庶民屬而毀之”作爲執政者之警醒。（參見《墨子·天志下》）。

墨子在《非樂上》中批評當政者無視民衆生存權與休息權，他指出民有三患“饑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勞者不得息”。

墨子重視勞動者私有财産權，在他看來不管是物質活動“耕稼樹藝”、“紡績織纴”，還是政治活動“聽獄刑政”、“治官府”、“斂關市”，都是勞動，都應該“賴其力者生”，辛勤勞動獲取勞動成果。他強烈譴責那種“不與其勞，獲其實”的不仁不義之舉，認爲應該“不賴其力者不生”。

墨子極力爲平民的政治人權呐喊，他的《尚賢上》中要求“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

之”。參與政治的權利，是人人平等的，他說“尊尚賢而任使能，不黨父兄，不偏貴富，不嬖顔色……”（《尚賢中》）

二民主選舉的社會契約思想。墨子說“古者，天之始生民，未有正長也，百姓爲人。”（《墨子·尚同下》）。無國家權力，隻有百姓的自然權利。那麽，爲何後來産生了各級政府官員呢？

墨子在《尚同上》闡述了民主選舉産生政府的觀點由于原來的無政府狀态“天下之亂，若禽獸然。”所以人們“選天下之賢可者，立以爲天子。”“又選擇天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三公。”“立諸侯國君。”“又選擇其國之賢可者，置立之以爲正長”——從天子到三公，從諸侯到正長，政府各級官員莫不是經民主選舉産生。

《墨子·經上》明确指出“君、臣、萌（民），通約也。”也就是說，人們在選舉産生政府的時候，是有一個社會契約的。墨子在《尚同中》闡述了這個社會契約（1）人們選舉産生了政府，就将部分自然權利讓渡給了政府，政府有權力“發政于天下”、“制爲五刑”、“将以運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義也”。（2）建國設都，設立天子諸侯，不是讓他驕奢淫逸的；而輔之以卿大夫師長，也不是叫他們放縱逸樂的，乃是讓他們分授職責，按公平之天道治理國家。執政者有義務“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

墨子批評當時的執政者違背了這個社會契約，說“方今之時之以正長，則本與古者異矣”。

王公大人将父兄左右寵幸都任命爲行政長官，“非正以治民”，導緻社會混亂，民衆不肯與上面協調一緻，責任在執政者。（參見《尚同中》）。

三非攻贊誅的共和革命思想。墨子認爲，“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尚賢上》）。他反對等級制度，反對儒家所說的“天命”。他指出，儒家所言的“天命”是“天下之大害也”（〈非命上〉）。“命者，暴王所作，窮人所術（述），非仁者所之言也。”（〈非儒下〉）。

在墨子那裏，行“義政”，不行“力政”，是執政者的一種義務。行“義政”的，人們“故舉天下美名加之，謂之聖王”；行“力政”的，人們“故舉天下惡名加之，謂之暴王。”（《墨子·天志上》）。

暴王當道，墨子主張共和革命。墨子“非攻”而贊“誅”，嚴格區分了戰争的性質一方面，墨子把大國攻小國、強國攻弱國的戰争，叫做“攻”，對此強烈反對，認爲“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維護多元化；另一方面，墨子把民衆讨伐暴虐害民之專制君主的戰争，稱之爲“誅”，大加贊賞，實際上賦予共和革命以合法性。（參見《墨子·非攻下》）。

平等兼愛邏輯發展之下的“義政”，是共和政治、利民政治。因爲曆史局限，墨子沒有提出權力制衡，但強調公平競争、平等博弈。墨子注重對少數派、弱者權利的保護，“強不執弱，衆不劫寡，富不侮貧，貴不敖賤，詐不欺愚。”（《墨子·兼愛中》）。

“強”“弱”，“衆”“寡”，“富”“貧”，“貴”“賤”，“詐”“愚”，這些對立的雙方，在墨子看來都是正常社會合法的客觀存在，應該有一個遊戲規則任其共和相處。墨子雖然主張“尚賢”“尚同”，但把這一切建立在平等競争之上，是講究共和的，他認爲“江河之水，非一源之水也；千镒之裘，非一狐之白也。”指出“兼王之道”應該不辭意見相左的賢人。

四立法爲公的依法治國思想。墨子是中國第一個主張依法治國的思想家。在《墨子·法儀》中，墨子以工匠依規矩畫方圓推而廣之，批評當時的執政者“今大者治天下，其次治大國，而無法度，此不若百工，辯也。”他主張“天下從事者，不可以無法儀。”

關于“法”的形式，墨子認爲有憲法（憲）、刑法（刑）、軍法（誓）。他在《非命》中指出（1）“所以出國家，布施百姓者，憲也。”（2）“所以聽獄制罪者，刑也。”（3）“所以整設師旅，進退師徒者，誓也。”

關于立法問題，墨子眼光獨到而睿智，在《墨子·法儀》中提出了如下兩點（1）法不是維護暴政的工具。“法不仁，不可以爲法。”聯系墨子對“仁”的闡述，可見墨子認爲立法的目的是爲了保障人的尊嚴、價值、權利。（2）法不是人治之法。究竟由誰來立法？考慮到人性現實的弱點，墨子認爲“天下之爲君者衆，而仁者寡，若皆法其君，此法不仁也。”父母、學者、君王，都是不可靠的，不能由他們來任意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