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的根本依據究竟是什麽？《墨子·法儀》與《墨子·天志》中集中闡述了“莫若法天”的道理。

綜合起來，墨子認爲（1）“天之行廣而無私”（《墨子·法儀》）——指出了第一個重要的立法原則立法爲公。（2）“今天下無大小國，皆天之邑也。人無幼長貴賤，皆天之臣也。”（《墨子·法儀》）——又指出第二個重要的立法原則法律面前人人平等。（3）“順天意者，義政也。反天意者，力政也。”（《墨子·天志下》）——指出了第二個重要的立法原則以法治官，以行義政。

《墨子·天志下》中有言“天子有善，天能賞之；天子有過，天能罰之。”墨子“以天之志爲法”，可謂用心良苦。當他講“天之愛百姓也”，講“順天之意何若？曰兼愛天下之人。”講“置立天之，以爲儀法。吾以此知天下之士君子之去義遠也。”的時候，憲政之道呼之欲出。

難怪墨子自負地說“我有天志，譬若輪人之有規，匠人之有矩。”（《天志上》）。墨子之言穿越兩千四百餘載時空，依然震耳發饋。

五公開議政的言論自由思想。墨子尚賢尚同，但在《尚同上》明确指出“上有過則規谏之”，可見墨子并不主張言論鉗制政策。

墨子甚至主張公開議論朝政，認爲言論自由對國家有益“君必有弗弗之臣，上必有詻詻之下。分議者延延，而支苟者詻詻，焉可以長生保國。”（《墨子·親士》）。

難能可貴的是，墨子将言論自由提升到法律的高度，認爲法律不可損害言論自由這一基本人權。他将“君脩法讨臣，臣懾而不敢拂。”（《墨子·七患》）視爲國家之大患，極力反對。

六平民結社的政治實踐思想。與其他諸子百家不同的是，墨家團體不僅是一個學術流派，也是一個平民政治社團，有嚴格的組織紀律。墨子推薦弟子去作官，日後若有違墨家主張，就要被召回。墨家子弟做官的俸祿，一部分要分給墨家團體使用。

墨家政治社團爲了宣傳實現自己的政治主張奔走天下，醫國療世，到政治黑暗混亂的國家宣傳尚賢尚同之理；到貧窮的國家宣傳節用節葬之道；到沉迷于聲色的國家宣傳非樂非命；到尚武侵淩的國家宣傳兼愛非攻；……。

墨子經常帶領墨家團體參與政治軍事活動，幫助小國抵禦大國侵略。由此看來，墨子在實際上主張平民結社自由。《淮南子—泰族訓》記載“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刀，死不旋踵。”他們平時食“藜霍之羹”，穿“短褐之衣”，足登麻或木制的“歧矯”，是一群深爲戰亂所苦、決心在艱苦的生活方式和嚴密的準宗教團體中實現人生價值的“遊士”。

這個團體的首領稱之爲“矩子”，所有的墨家成員都要服從“矩子”的指揮。墨子死後，這個團體仍然存在了一段很長的時間。

七爲國爲民的任士俠義思想。金庸先生說“俠之大者，爲國爲民。”是符合墨家任俠觀的。

墨家分爲上、中、下三門，所以《墨子》書上的文章都分“上中下”三種，譬如《尚賢上》《尚賢中》《尚賢下》。不同的篇章爲不同的子弟所學習。“上”是指政治家；“下”是指純粹的專家學者；“中”是指笃信墨學的苦修者，以自苦爲極，損己利人，完全不同于社會的價值标準，爲了所有正“義”的事大聲疾呼，嫉惡如仇。中國俠義文化的源頭是墨家。

春秋戰國，社會激蕩。許多國士變爲遊俠，良莠不齊，于是墨家在其經典著作中研究并闡述了任俠精神，加以引導。《墨子·經上》指出“任（俠），士損己而益所爲也。”就是自苦爲極，損己利人。《墨子·經說上》又指出“任，爲身之所惡，以成人之所急。”俠的行爲方式就是行俠仗義，除暴安良，懲惡揚善，全然不顧自己的私利。

俠的精神是“義”。在古代，任俠也被稱爲“義士”。墨子貴義，《經說上》闡述道“義，志以天下爲芬，而能能利之，不必用。”把爲天下百姓謀利當作分内之事，有很高的本領，但不一定要求被任用。

在天下失義的情況下，俠義彌足珍貴。墨子自身也參照俠義行事，《墨子·貴義》記錄墨子看望老朋友，朋友對墨子說“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了，你何必獨自苦行爲義，不如就此停止吧。”墨子回答“有個人生養了十個兒子，隻有一個耕種，其他九個閑着，這一個耕種的不能不更加努力啊。爲什麽呢？因爲吃飯的人多而耕種的人少。現在天下沒有人行義，您應該勉勵我行義，爲什麽還勸阻我呢？”

每民族危難、大惡當道之時，江湖門派林立、俠義精神橫出。對于俠義的期盼與熱情，俨然成爲藍色星球c國人民，唯一願意真正寄托的希望。

現代任俠義士，必承墨家“天志”，破“暴王力政”之不仁，造民主憲政之大義。

譚嗣同是身體力行墨學的先行者，“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昆侖”。惟此墨家強志，可救我中華兒女于戕害，驅逐庸俗唯物主義之幽靈。

八民富國儉的強本節用思想。墨子認爲富足能解放人性，而貧窮饑謹會使人性異化。《七患》言“時年歲善，則民仁且良；時年歲兇，則民吝且惡。”在墨子看來，所謂的行“義政”，要使國民富足，“欲其富而惡其貧”（《墨子·天志下》）。

墨子要求執政者“興天下之利”，這裏所說的“利”，主要指使民“富庶”。如何做到這一點呢？墨子提出要增産節約“強本節用”，建設節約型社會。“因其國家，去其無用之費”指的是開發本國資源，再加上節儉。

重要的是，墨子認爲國儉才能民富，“強本節用”首要在于反對國家官員的鋪張浪費。他的《節用》《節葬》《非樂》都把矛頭直接對準當時的天子國君，《辭過》篇中也激烈批評“當今之主”“暴奪、民衣食之财”造成“富貴者奢侈，孤寡者凍餒”。

可以說墨子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提出反腐敗理論的思想家。我們不得不說，墨子的這個節約型社會，比今天文山會海上講下宣的那一套要高明的多。

九強調邏輯的科學理性思想。墨子做過工匠，長于機械制造，是中國第一位崇尚科學理性的啓蒙大師。他的科學精神集中體現在“墨經”、“墨辯”之中。

“墨經”，包括《經上》、《經下》、《經說上》、《經說下》共一百八十多條，是墨家科學思想的精華，包含了政治、經濟、哲學、教育、邏輯學、語言學、數學、光學、力學等方面的知識，在中國和世界學術史上皆享有聲譽。

墨家科學思想二千多年前在數學、物理學方面的貢獻可比于古代希臘許多學者的貢獻。墨子論述“力，重之謂下”，他是引力學說的最早發現者。

“墨辯”，包括《大取》、《小取》，是墨家邏輯學理論和體系的大綱，也是第一個中國古代較爲完整的邏輯學體系。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

論述了“辯”的作用、立“辯”的方法、辯者應遵守的原則，并提出了“辟”“侔”“援”“推”四種論辯方式的邏輯要求與常見邏輯錯誤。墨子的“辯”建立在知類（即知事物之類）、明故即明了根據、理由基礎之上，屬于邏輯類推或論證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