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醫生，這是我們隊裏年底的分成，是我提前預支的一部分錢，您把它給收下吧，至于剩下的錢，我們一定會慢慢的還給您的，就是這時間可能會長一些。”

經過了這一段時間的相處，馮大力對于夏清檸是真心實意的敬佩和尊重，哪怕她看上去還像是一個小姑娘，但是從她的身上，他看到的是堅持和善良。

許多時候連他都已經看不下去了，可是夏清檸是不怕髒，不怕累，永遠沖在第一個。她還帶動了村子裏好幾個年輕一些的婦女，跟她學習了一些常見的急救知識，比如像是如何止血、摔傷之後應該怎麽處理、被毒蛇咬傷之後應該怎麽做，如此種種對于他們來說，這些都是他們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見的，以前就隻能夠憑藉着自己的經驗，對不對也隻有試了才知道。可經過她的這一番教學，不異于一場及時雨。

夏清檸看了一眼馮大力手中的東西，盡是些一毛兩毛的毛票，厚厚的一沓，說實話也并沒有多少錢。

夏清檸想了想，将錢收了下來。

“馮叔，您放心吧。這件事情隻是我現在打頭陣，像是之前所用的藥材等這些東西，都是上面支援給咱們的。等再過兩天就會有人過來接手，到時候人就會多起來，你也會輕松許多。”

聽了夏清檸的話，馮大力扯了扯嘴角。

早在夏清檸剛來村子裏的時候，她就已經告訴了他這件事情防疫中心的領導就已經知道了。隻是因爲夏清檸主動請纓前來治療，加上現在也沒有足夠的人手，這才造成了之前的局面。現在東西也是不斷的朝着五裏村運來，聽起來，離夏清檸離開的日子也是不遠了。

五裏村還算是發現的早，所以這控制病情就早，最嚴重的病人，也不過是發燒畏寒，臉上和身上分布着凹凸不平的紅色結節，手腳略微有些行動不便，但這些并不影響他日常的生活，更别提，現在有了夏清檸這個大bug在，自然就不會坐視不理。

隻是就夏清檸知道的是，最嚴重的病人如果不加以控制，還有可能會造成肢體的殘疾。随着年紀的增長，還會有不同的并發症。如果得不到良好的醫治和複建，這一批人将會變成最可憐的那一批人。

所以就她知道的的是，許多人後期因爲沒有資金來源，上頭隻有低保和補助，但相比較于藥錢和康複錢，許多人的錢全部消耗在買藥吃藥上面，最基本的生存都成問題，這就是20世紀八九十年代麻風村最真實的寫照。

（注意：原型爲四川大營盤村和台灣記者張平宜，以下文章來源于百度，與君共享）

當時，她是台灣《中國時報》的資深記者，工作穩定，家中有一棟4層樓的依山别墅，并配備傭人，開跑車，愛時髦，生活無憂。

像一些同齡女性一樣，随着小兒子的降生，她打算辭職當專職家庭主婦。在辭職前，她安排了最後一次采訪任務——跟着國際救援組織到雲南、四川一帶的麻風村考察，當時她來到四川省涼山彜族自治州一個叫大營盤的小村莊。

從1959年開始，因爲麻風病的蔓延，當地政府在大營盤建立了麻風康複村，對麻風病人實行隔離集中的治療，張平宜到來的時候，這裏已經遭受麻風病侵蝕半個多世紀。

第一次從台灣深入到大陸偏遠底層的農村，窮山惡水，生活條件極其惡劣。封閉隔絕的破敗景象讓她震驚。這些村子極爲偏僻，利用自然地形與世隔絕，仍停滞在無水無電、刀耕火種的原始社會。無家可歸的老殘病人遭疾病侵襲，有人眼瞎、鼻殘、五官嚴重扭曲變形，有人缺手斷腳，隻能在地上匍匐爬行，包傷口的布爛了，蒼蠅在周圍圍繞，走過的地方都是血痕。

“那裏的孩子，他們沒有一個穿着像樣的衣服，很多人光着身子，身上髒得隻能看到兩顆眼珠子，眼神空洞，”初到大營盤時，張平宜很疑惑爲什麽這個地方的孩子臉上都長滿了一顆顆的痣?直到她走近一看才知道——“天啊！那不是痣，而是一隻隻蒼蠅停在孩子們的臉上。”

他們是麻風病人的子女，生在麻風村、長在麻風村，除了集體戶口外，他們沒有自己的身份。麻風病人尚有身份和補助，他們的子女卻一無所有，麻風病人的第二代、第三代不僅是文盲，更是所謂的“幽靈人口”，背負着麻風病人的宿命，他們走不出麻風村。沒辦法讀書，個别人隻好隐瞞身份到外地去上學。

麻風病人沒有被安排在療養院集中治療，生活在最原始的山村中與世隔絕。麻風村民隻能近親通婚，一生再生，小孩也沒機會受教育。出生，成長、成婚，又有新的孩子源源不絕地出生，一條看不見的線似乎圈着這些被命運詛咒卻無辜的臉。

張平宜是個愛哭的人，但她認爲自己并非是一個沒有見過世面的弱女子，多年從事的記者職業早已讓她給自己披上防護衣，但是她哭了。

最初她的想法很簡單，隻打算盡一個記者的職責，将看見的事情傳播出去。但是，如今回頭看，一轉身的工夫，她的命運與麻風村已經緊密相連了十年之久。

“我是一個母親，看到麻風村裏的那些孩子，我做不到轉頭離去。”張平宜如是說。

作爲第一個進去大營盤的台灣記者，張平宜擔心，以後還會有記者再進去嗎?如果自己狠心離去，大營盤那些孩子的情況還要多少年才會被披露出來?一般人不會有心情去關心并走進麻風村，也不可能會有人跑去關注這群隐藏在社會最底層的人。

因爲那一張張無辜的小臉蛋，張平宜心裏很清楚，如果麻風村子女的救援教育不開始，他們将永無受教育的機會，一輩子都無法走出被人歧視的麻風村。

經過十年的努力，張平宜已經在大營盤建立國内麻風村第一所正規學校，2005年涼山地區的麻風村告别“幽靈村”的曆史，在完成一輪戶口普查後，大營盤成爲正式的行政村。

2005年大營盤小學畢業典禮，張平宜邀請了兩岸媒體去采訪，台灣和大陸都去了好幾家媒體，“‘啪’，把這件事情一報出來，大營盤的戶口普查工作就展開了”，張平宜形容當時的媒體效應。

媒體的關注，使當地政府将更多關愛的眼光投向麻風村。2007年國家投入扶貧資金在當地修路、引水、建房屋，給村民增加補助，并建學生餐廳，蓋中學校舍等。

3月中旬，張平宜再次回到麻風村，她每次回去一般會呆上一個月左右。

最初的開天辟地是艱難的，因爲民間社會的歧視，以及長期的隔離政策和落後的經濟措施，導緻大營盤與地方社會結構的斷裂，麻風村成了一個“刻意被遺忘的黑暗角落”。

涼山大營盤村對她這位來自台北的都會女子來說，真是一個化外之地。但最讓她感到心力交瘁的不是環境的惡劣，而是和當地官員的斡旋，在一個與世隔絕的封閉社會裏，當地官員們認爲她大老遠地從台灣來到四川涼山，一天到晚在麻風村幫助别人，鐵定是爲了要投資獲利，要不然就是來這兒搞特務工作。

“張小姐很難纏的”，張平宜說當地官員這樣評價自己，她甚至被稱做“台灣來的女特務”，雖是玩笑之說，但天外來客的尴尬，沒少讓張平宜吃苦頭。

“用他們的想法就會這樣解讀，因爲他們完全不懂得什麽叫人道救援，也不懂得人道關懷。他們不能理解的是，你張平宜又沒有名、又沒有利，還拿錢出來，難道這個女人瘋了嗎?”

她剛到的那幾年，由于漢族和彜族的文化差異和沖擊，張平宜和官員更是經常起沖突，推展工作處處碰壁。她無法和那些刁難她的官員談所謂的人道關懷，所謂的生命價值，相處過程中卻不乏鬥智鬥勇之處。

爲了申請學校用地、經費，最初張平宜對當地政府寄予了很大希望。2006年時，張平宜說自己已經發誓再也不跟官員打交道了。“我咬着牙做就是了，我不想跟他們再去争什麽。我們把自己封閉在麻風村裏，在自己的學校裏，帶着孩子成長，孩子們沒吃、沒穿，我們就自己去找，不再指望當地官員。”

“像瘋子一樣在前方作戰”，張平宜這樣形容自己在大營盤的經曆，“如果我是個男人，早就被趕走了。人家以爲你去行善，結果我們要跟他們作戰。但我們争的是當地人的利益，結果是選擇了跟孩子們一起走這條路，一走就十年。我知道我一放手他們就會回到原點。我覺得這是最笨的方法，可也是最實在的方法。我有時候想想，真沒想到我的人生竟然會轉去那做這個事。”

“我必須承認，如果不是當年征戰新聞戰場的慣病，你一個人無論如何都得把選題做回來，我就不可能這樣做。”張平宜說，但她還是慢慢學會了更有耐心，留心觀察當地的文化，請教當地學者，從學者們對彜族麻風村的田野調查中，考察了疾病之于村落的生活影響，才漸漸地抓住了對涼山的感覺。現在，大營盤小學已經逐步成爲一個成熟的教學點，老師人數已經有12個，學生30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