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宣威市盤桓了一天，美食組又向下一站行進。

馬都督和武鎮邦帶隊的文化入滇隊伍，則是來到了滇省省博。之所以從這開始，武鎮邦是有些隻見的私心的。

不過，好在公孫昊他們也沒什麽意見。

已經無數次出入省博的武鎮邦，這裏對他來說就像自己家的自留地一樣，估計閉着眼睛也能把全程給走完。

既然是要從滇文化開始講起，那最先開始的自然是古滇最具代表性的青銅文明。所以一行人便直接來到了青銅器展館。

武鎮邦輕車熟路的把衆人帶到了滇省最具代表性的文物—牛虎銅案面前。

一看這個，馬都督臉上便露出了迷醉的神色。同行的明星是國内現在知名的硬漢演員張涵羽，同時也是收藏圈的一個老炮。

看着這件文物，他也是瞬間兩樣放光：“我記得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末和七十年代初，在我國文物考古界，有兩次驚人的發現，一是甘瀾武威出土的銅奔馬馬踏飛燕”，二是滇省李家山出土的銅祭器牛虎銅案。

從此這一北一南，一馬一牛的精美雕塑譽滿神州，轟動世界，并有北有馬踏飛燕，南有牛虎銅案之稱。

馬踏飛燕我之前見過，但是這牛虎銅案的實物，這還是第一次看見。”

“這個牛虎銅案可是比馬踏飛燕大了整整一輩，作爲祭器，他的研究價值從某種意義上來說，要高于馬踏飛燕。

而且，以一頭體壯的大牛爲主體，牛四腳爲案足，呈反弓的牛背作橢圓形的案盤面，一隻猛虎撲于牛尾，四爪緊蹬于牛身上咬住牛尾，虎視眈眈于案盤面。

大牛腹下立一條悠然自得的小牛，首尾稍露出大牛腹外，寓意了大牛犧牲自己對小牛犢的保護。牛虎銅案中的大牛頸肌豐碩，兩巨角前伸，給人以重心前移和搖搖欲墜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後仰，其後墜力使案身恢複了平衡。

大牛腹下橫置的小牛，增強了案身的穩定感。此銅案是滇國青銅器中較大的一件，其特殊的組合造型使整個銅案重心平穩，大小和諧，動靜均衡統一。

也因其器奇特造型，新穎構思，既有中原地區四足案的特征，又具有濃郁的地方特點和民族風格，此銅案達到了極高的藝術境界極具藝術觀賞價值，是夏國青銅藝術品的傑作，更爲我國古代文化之稀世珍品。”

武鎮邦的這番話，不僅把把牛虎銅案的造型細節都給說了個通透，言語間還透出了身爲滇省人的那種自豪感。

聽到這，馬都督也笑道：“牛虎銅案吸引我的不僅是它精巧的構思、完善的造型、生動的形象，還有它寫實的風格。它的造型是一隻老虎咬着一頭牛的後背，而在那頭牛的肚子下面，站着一頭安然無恙的小牛。

看到牛虎銅案你會想到什麽？它實在傳達了太多的信息，古代祭祀的興盛，古代滇人的智慧和先進生産工藝，無私的母愛與殘酷的競争、弱肉強食交織在一起……夏國自古就講究繁衍生息，而父母對子女無微不至的關懷正反映了繁衍生息的需要，爲子女盡心盡力，讓他們幸福成長，培養他們成材，處于危險境地時犧牲自己也要讓孩子好好活着。

像那頭被老虎咬着的母牛，即使後背已被老虎狠狠咬着，即将成爲虎口下的美餐，也要讓小牛安然無恙地活着，即使自身慘痛萬狀，也不願讓小牛受一分一毫的苦楚。

下一代的生存代表的是這個種族的希望，夏國人自古就重視種族的繁衍，就是爲了種族的希望，在遇到危險景遇時，總要想盡辦法保護下一代的生息安全。長輩們的辛勤耕耘是爲後輩們留下發展的财富。

這種寫實風格對于研究古滇文化和夏國文化，有不可取代的地位！”

聽完兩位的點評，張涵羽接着問道：“除了這個還有什麽國寶級文物？”

聽到這個問題，武鎮邦一下子便來了精神：“國寶級的還真不少，不過要說青銅文明時期的話，那絕對是滇王金印了。”

說着便帶着一行人走向下一個展櫃。

隻見展櫃裏面安靜的躺着一方金印，印作蟠蛇紐，蛇背有鱗紋，蛇首昂首向右上方。一旁的介紹，這枚金印每邊長2.4厘米，印身厚0.7厘米，通紐高2厘米，重90克。

紐和印身是分别鑄成後焊接起來的。文乃鑿成，筆劃兩邊的鑿痕猶可辨識，篆書，白文四字，曰滇王之印。

看到這個，張涵羽不覺啧啧稱贊道：“這東西在古滇國的作用，就和傳國玉玺一樣了吧？”

聽到這，馬都督忍不住打趣道：“涵羽，你别激動，我們看見的這一件就是複制品而已，真品放在國博呢！”

此話一出，武鎮邦的臉色一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陰沉了下來。

“确實，珍品放在國博，因爲這東西的科考價值和曆史意義實在太重要了。滇王金印是西漢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漢武帝賜予滇國國王的一枚印玺，也是古滇王國存在的有力證據。”

武鎮邦說完，馬都督繼續補充道：“說起這枚金印的發現，還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還和近代一個名人有關。”

“是不是郭沫若先生？”張涵羽問道。

馬都督點點頭，繼續說道：“1955年3月，由文物專家組成的考古隊在石寨山作了第一次清理性發掘，這也是新夏國成立後，我省考古工作者進行的第一次科學的考古發掘。果然不出所料，這次發掘一下就出土了各類青銅器數百件，其中也不乏絕世之作，最爲珍貴的是兩件貯貝器。一件蓋子上鑄有2．5厘米—6厘米的18個立體人物，反映了古代的紡織場面；另一件是反映殺人祭祀場面的。

這一重大發現馬上震驚了國内考古界。适逢當時的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同志，及文化部副部長兼國家文物局局長鄭振铎同志出國訪問路過春城，他們參觀了此次發掘出土的文物後，認爲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發現，具有極高的學術價值。鄭局長在仔細詢問了省博物館的下一步打算後，當場拍闆撥給專款和一台進口的經緯儀。

于是，1956年第二次更大規模的發掘又開始了。在曆時兩個月的第二次發掘中，考古隊員共清理了20座墓葬，又出土了青銅器、金器、鐵器、玉器、瑪瑙、綠松石、石器、陶器等文物3000件，其中青銅器約占全部出土文物的80%左右。”

說到這，馬都督頓了一頓，眼光看向武鎮邦，明顯是把這話頭遞給他。

武鎮邦會意，也不客氣接着說道：“在第二次發掘工作即将結束的前一天，在最後清理6号墓的漆棺底部時，一個不大的被泥土包裹着的方形物體引起了孫太初的注意，當他小心地用軟毛刷刷幹淨外面的泥土後，一枚金光閃閃的金印呈現在了大家的眼前，這枚金印上有四個漢字，經過辯認爲滇王之印。

刹時間整個工地沸騰了，這一重大發現令已經在野外辛苦工作了兩個多月的考古工作者們欣喜若狂，歡呼雀躍，有誰能夠想到，這樣一個毫無名氣的小山頭竟會是滇省曆史上着名的一代滇王的墓葬。”

這一番介紹，讓在場的所有人都聽得如癡如醉，緊接着武鎮邦便帶着衆人去觀看剛才提到的貯貝器了。

看完精巧的貯貝器，張涵羽打趣道：“原來古人的錢罐子還那麽講究，看來我們現在的這些存錢罐是有些簡陋了。”

武鎮邦也跟着笑了一笑，然後說道：“走完省博，我就帶你們到石寨子和李家山的實地看一看，讓你們真實的感受一下古滇人選擇墓葬的風水邏輯！”

聽到這話，馬都督笑了：“這感情好，來了那麽多次，還從來沒到實地看過呢，這次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