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國家以經濟建設爲中心的戰略方針下，大量資源向工業傾斜，環保标準長期滞後于發展速度，監管體系也尚未健全。客觀上形成了以GDP增長爲單一導向的發展慣性。不過，随着國家的發展以及環境污染引起的健康代價日益凸顯，國家層面越來越重視環保問題。非常明顯的就是，之前追求的是“又快又好”發展，如今更強調“又好又快”發展。别看這“快”和“好”的順序調換，背後是發展理念的深刻轉向——從速度優先到質量優先，從規模擴張到生态承載阈值約束。”

杜家樂說道：“但是，這些轉變需要時間，需要徐徐漸進，不能一蹴而就，更不能搞“一刀切”。否則會出現大亂子。我一直贊成你推動環保治理，但必須建立在尊重曆史、厘清權責、凝聚共識的基礎上。最現實的問題，一是關停企業職工安置問題，據我了解，江城市關停企業涉及職工近3萬人，這些職工如何安置？而且很多職工年齡偏大，再就業難度極大，技能單一、社保接續困難，倘若關停這些企業，職工家庭将面臨斷收風險，造成的社會震蕩遠不止于經濟層面。二是經濟發展問題。如果經濟發展不上去，我們隻強調環保整治，不僅會加劇地方财政壓力，導緻公共服務縮水、基礎設施投入乏力，甚至影響教育醫療等基本民生保障，同樣會産生嚴重的後果。最爲直接的就是，影響一部分幹部的升遷。”

“沒有政績，很多幹部無法晉升，這在現行考核體系下是不争的事實——GDP增速、财政收入、招商引資額等硬指标，仍是幹部評價的“指揮棒”。所以，你推動環保工作，就難以得到幹部的普遍支持，甚至可能遭遇隐性抵制。上次你們江城市推動環保治理，有些區縣就以“環保影響GDP”爲由消極應付，有的甚至暗中爲企業通風報信、拖延整改；而有的呢，看似積極整改，實則層層加碼、搞“運動式”達标——要求企業三天内完成技改，卻未配套技術指導與資金支持。這種做法，看似爲了支持你的工作，實際上也是變相的給你制造麻煩。所以當時玄章省長、雷亮書記來找我，要求暫停環保整治工作，我并沒有提出反對意見，而是基于對現實約束的審慎判斷。”

“書記，您說得對，這兩點确實是當前環保治理繞不開的“硬骨頭”。但我想補充一個數據：去年江城市因空氣污染導緻的呼吸系統疾病住院人數上升22%，兒童哮喘發病率是十年前的2.7倍——這些健康代價，正以隐性方式持續透支着發展成果。職工安置難、GDP考核硬，我們不能回避。可若把生态承載阈值當作可無限延後的“彈性指标”，最終付出的，将是更昂貴的代際成本。”

江一鳴舉例道：“就如前兩年雲滇省發生的一起水污染事件，造成水污染的化工企業雖然帶動了就業，每年交了一千多萬的稅收，然而，造成的污染修複卻需要耗資近三億元，且修複周期長達八年。這還是最直接的經濟賬，更不用說給周邊居民帶來的健康損害。”

“另外，我們招引的企業中，很多對周邊環境進行了明确的要求，倘若不能達到他們的要求，他們将不會落戶江城，甚至已簽約項目也可能撤資。所以基于長遠發展，還是現實考量，我們不得不推進環保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