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老虎正兇的時候，北京來的同志找到了醫院。穿中山裝，褲線熨得筆直，拎着個黑皮包，說話帶着京片子：“趙院長，耽誤您幾分鍾？有項國家任務，非您不可。”

趙佳貝怡剛做完一台闌尾炎手術，白大褂袖口沾着碘酒印子，額角還挂着汗。她扯過搭在椅背上的毛巾擦了擦：“同志，您說。隻要我能辦的，沒二話。”手術室的消毒水味還沒散，混着她身上淡淡的草藥香，倒有種特别的踏實感。

黑皮包“咔嗒”一聲開了，露出個鐵皮盒子，邊角鏽得發褐。裏面裝着些泛黃的紙，邊緣卷得像浪花，還有十幾個小布包，有的寫着模糊的編号，有的連标簽都沒了。“這是從日僞倉庫裏清出來的，植物種子，還有些實驗記錄。好多标簽爛得看不清，分不清是好是壞。”中山裝同志用手指敲了敲盒子，“國家要搞農業攻關，缺懂生物的專家。組織上想起您，說您在細菌戰調查時，對微生物和植物特性特别敏感，像有雙‘火眼金睛’。”

趙佳貝怡的指尖碰到一個粗麻布包，突然覺得掌心麻了一下——不是真的麻，是體内那片空間在輕輕震顫。像石子投進靜水，蕩開圈淡淡的漣漪，若有若無，卻撓得人心頭發癢。

她猛地想起空間靈圃剛解鎖那會兒，那些在廢墟裏冒頭的野草。明明被炮彈炸得連根翻起，卻能在磚縫裏紮下新根，蹭蹭地長，結出飽滿的籽。當時她隻當是戰場應激産生的錯覺，現在看來……

“我試試。”她把鐵皮盒抱在懷裏，沉甸甸的，像抱着團剛燃起來的火苗，“但我得說清楚，我不是農學家，就懂點生物學，隻能憑感覺幫着看看，可不敢打包票。”

回宿舍翻資料時，麻明福端着個粗瓷碗進來，碗裏是半個啃剩的窩頭，還冒着熱氣。“又接啥活兒了？看你眼睛亮得跟夜裏的探照燈似的。”他湊過來，軍裝上還沾着煤渣，是剛從廠裏回來。

“認種子。”趙佳貝怡把那些泛黃的記錄鋪開在桌上，紙頁脆得像餅幹，稍一使勁就怕碎。“你看這個，日僞當年搞的實驗，好像想培育抗災的作物，就是記錄亂七八糟的，跟天書似的。”

麻明福咬着窩頭，渣子掉在紙上，他趕緊用手撚起來。指着其中一行歪歪扭扭的字：“這字我認識，‘滿洲7号’，當年在東北剿匪時見過，耐旱是真耐旱，就是麥粒小得像沙子，煮出來的粥清湯寡水的。”他頓了頓，喉結滾了滾，“要是能改良改良，咱北方這大片旱地就不愁了，工人弟兄們也能多吃兩口白面。”

趙佳貝怡沒說話，指尖挨個兒撫過那些布包。有的種子摸起來發潮，帶着股黴味，像捂壞了的紅薯；有的硬邦邦的，像小石子，硌得慌。當她的指尖碰到标着“未分類-3”的布包時，空間裏的漣漪突然變密了——這粒種子裏藏着股韌勁兒，像太行山上的野谷子，不管旱澇都能紮下根，憋着股子要結果的沖勁。

“就它了。”她把這個布包挑出來，放在最顯眼的地方，“明天我去農科所，借個培養箱試試。能發芽就有戲。”

培育的過程比想象中難上十倍。農科所的實驗室在個舊倉庫裏，四面漏風，培養箱是用舊冰箱改的，溫度總控不好，忽高忽低。趙佳貝怡搬了個小馬紮守在旁邊，看着種子在土裏鼓出個小芽，嫩得像嬰兒的指甲，過兩天又蔫下去，黃不拉幾的，急得嘴上起了好幾個燎泡。

“趙老師，要不放棄吧？”助手是個剛從農學院畢業的小夥子，叫小馬，眼裏滿是沮喪，把記錄本往桌上一摔，“這破種子，怕是早就廢了，折騰也是白折騰。”

趙佳貝怡搖搖頭，指尖輕輕碰了碰那蔫巴巴的嫩芽。空間裏的感知像根細針，紮進土裏——根須在悄悄延伸，隻是長得慢，像個攢着力氣的孩子。“再等等。它在攢勁兒呢，好戲在後頭。”

她想起當年在戰地醫院，有個傷員肚子上中了槍，腸子都露出來了，衛生員們都覺得沒救了，讓她别白費力氣。她愣是守了七天七夜，用鹽水沖洗，用燒過的剪刀清理壞死的肉，用自制的草藥敷，最後居然把人從鬼門關拉回來了。生命這東西，有時候比鋼鐵還硬，比石頭還犟。

果然，過了三天，那蔫下去的嫩芽突然挺直了腰，像被人猛地拽了一把。葉子展開來，綠油油的，帶着股沖勁，連葉脈都透着股精氣神。趙佳貝怡盯着葉子看，空間裏的“智庫”像台老紡車，嗡嗡地轉起來——這品種的抗病基因特别活躍，就像天生帶着盾牌，跟本地的“冀麥3号”雜交，說不定能成個好品種。

她沒提空間的事，隻拉着農科所的老專家，一個頭發花白、總愛背着手的老頭：“李老，您看這葉片脈絡，是不是有點特别？我覺得可以試試和‘冀麥3号’雜交，說不定能強強聯合。”

老專家推了推滑到鼻尖的老花鏡，眯着眼看了半天，又用放大鏡照了照，突然一拍大腿：“有點意思！這葉脈走向，還真藏着門道！小趙，你這眼睛夠毒的，跟你那手術刀似的，一紮一個準！”

雜交試驗在試驗田裏進行。趙佳貝怡跟着農民學插秧，挽着褲腿踩在泥裏，冰涼的泥水漫到膝蓋，泥巴濺了滿腿，像穿了條花褲子。麻明福下了班就往田裏跑，給她遞水，幫着拔草，倆人的膠鞋上都沾着泥，硬邦邦的，走路“咯吱咯吱”響，像兩隻土撥鼠。

“你說這麥子能成不？”麻明福用袖子擦着汗，汗珠砸在泥裏，洇出小坑。他看着田裏的小苗，綠油油的一片，風一吹晃悠悠的，“要是能高産，咱工人食堂就能頓頓吃白面饅頭，過年還能包頓餃子。”

“能成。”趙佳貝怡蹲下來，看着苗尖上的露珠，晶瑩剔透的，映着她的影子。“它跟咱一樣，經得住折騰，受得住苦，就盼着結果實呢。”

三年，整整三年。試驗田迎來了收割。金黃色的麥穗沉甸甸的，壓得麥稈彎了腰，像笑彎了的眉眼。老農拿着鐮刀割了一捆，放在手裏搓，麥粒簌簌地往下掉，捧在手裏看：“乖乖，這顆粒，圓滾滾的，比珍珠還亮！”

農科所的同志帶着儀器來測産量，算盤打得噼啪響，最後報出個數，比當時的主推品種高了三成還多！而且抗病性強，在旱地、水田裏都能長，像個不挑吃喝的好孩子。消息報到北京，中央派來了檢查組，看着滿地的金黃，笑得嘴都合不攏，說這是“給老百姓飯碗裏添了塊硬貨”。

“趙院長，您立大功了！”當年那個中山裝同志又來了，現在是農業部門的領導，握着她的手不放，“這品種得叫個啥名？您給起一個，這是您的功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