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民間道教逐步演變爲上層的士族道教以後，道教就一直受到封建統治者的崇奉和扶植，隋唐到北宋，道教便進入興盛時期。其主要特點表現在，這個時期道教的社會地位大爲提高，道士人數大增，道教組織更爲強大，道教宮觀不僅遍布全國，且規模日益宏大。特别是由于這個時期國家基本上是統一的，雖然有過五代十國的分裂，但爲時不久，中國封建時代的經濟，在唐宋時期也較爲繁榮，這就爲整個文化的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道教在經過南北朝與儒、釋之間的大辯論之後，進一步汲取儒釋各家的思想來充實其理論；道教内部的南北不同派别亦互相交融，再加上統治者的大力倡導，使對道教的研究蔚然成風；道教學者輩出，道書數量益增，并彙編成藏，正式刊行；修持方法特别是道教在理論上的大發展，爲唐宋道教的一大顯著特征。

隋代佛道兼容下的道教

隋王朝的建立，結束了我國三百餘年的南北分裂局面，重新獲得了統一。盡管它的統治時間很短，一共不到四十年，但其政治經濟制度和思想文化政策多爲唐所沿襲，爲唐代的繁榮奠定了基礎。從道教發展史看，隋代道教正處于一個轉折點，爲唐以後道教的興盛與理論大發展作了準備。這種轉折是道教自身發展的結果，也與隋代統治者對道教的扶持有關。

隋代雖以崇佛爲主，但對道教也甚爲重視，實行道佛并容政策。隋文帝楊堅在奪取政權時，即利用道士爲其大造輿論，即位後又對其加以重用。《隋書來和傳》稱：‘道士張賓、焦子順、雁門人童子華，此三人，當高祖龍潛時，并私謂高祖曰：‘公當爲天子，善自愛。‘及踐阼，以賓爲華州刺史，子順爲開府，子華爲上儀司。‘《隋書律曆志》又稱：

‘時高祖作輔，方行禅代之事，欲以符命曜于天下。道士張賓，揣知上意，自雲玄相，洞曉星曆，因盛言有代謝之征，又稱上儀表非人臣相。由是大被知遇，恒在幕府。及受禅之初，擢賓爲華州刺史‘。可見張賓等人正是因爲向楊堅密告‘符命‘，才‘大被知遇‘而受到提拔重用的。焦子順也是如此。《唐會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載：‘隋開皇八年（588），爲焦子順能役使鬼神，告隋文受命之符，及立，隋授開府柱國，辭不受。常咨謀軍國，帝恐往來疲困，每遣近宮置觀，以五通爲名，旌其神異也，号焦天師。‘可見焦子順也是因曾向楊堅密告符命而受到重用，以至軍國大事常要和他商議。爲避免其往來疲困，又特在皇宮附近建立五通觀供其居住，并尊之爲天師，其恩遇之隆，可想而知。建國之初，不但重用焦子順、張賓等道士，還把他的開國年号命名爲‘開皇‘，這個名稱即采自道教經典中所謂開劫的年号之一。楊堅又造道觀、度道士，以扶持道教發展。開皇元年（581），修複陝西周至縣的老子廟。‘遷都龍首原‘時，‘乃于都下畿内造觀三十六所，名曰玄壇，度道士二千人‘；①又下令重修樓觀宮宇，度道士一百二十人，并親幸道場以表崇奉。特置玄都觀，以‘田谷十老‘之一的樓觀道士王延爲觀主，并于開皇六年親自召見延于大興殿，以提高其聲望。開皇七年又爲道士呂師立清虛觀和爲道士孫昂立清都觀。八年征道士孟靜素至京師，居至德觀；又征魏郡道士仇嶽至京都。楊堅晚年，更是‘深信佛、道、鬼神‘，開皇二十年，專門下诏禁止毀壞佛、道等神像，違者‘以不道論‘或‘以惡逆論‘，反映了他對佛道二教的關心和護持。綜上可知，道教在楊堅所建立的新政權中zhan有重要地位，楊堅執政期間，道教宮觀及道士的數量都有所發展。

炀帝楊廣與其父一樣，既笃信佛教，又利用和扶持道教，史稱‘大業中，道士以術進者甚衆‘。當其還在作晉王時，即對道士徐則甚爲欽崇，請受道法，并想依靠徐則幫他奪取帝位。《隋書徐則傳》載其召徐則的手書中，有對徐則以‘商山四皓‘和‘淮南八公‘相期之語，便是這種意圖的流露。同書又稱：‘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給，皆爲炀帝所重。‘王遠知是茅山宗的宗師，楊廣即位之後，于大業七年（611）召見，并以帝王之尊，‘親執弟子之禮‘，敕令于都城起玉清玄壇以處之。楊廣的崇道之笃，可想而知。此外，又将道士薛頤‘引入内道場，亟令章醮‘。②将道士馬赜‘引入玉清觀，每加恩禮，召令章醮‘。③大業八年，他還诏請蔡天師法濤、李天師法超住衡嶽觀焚修，興行道法，衡州府庫田疇什物，并賜觀用。④據《曆代崇道記》稱：‘炀帝遷都洛陽，複于城内及畿甸造觀二十四所，度道士一千一百人。‘建立崇玄署，設令丞，加強對道、佛二教的管理；又于内道場集道、佛經，别撰目錄。史稱炀帝‘以天下承平日久，士馬全盛，慨然慕秦皇、漢武之事‘，⑤迷信金丹，幻想長生不死。爲使道士潘誕爲他合煉金丹，便‘爲之作嵩陽觀，華屋數百間，以童男童女各一百二十人充給使，位視三品，常役數千人，所費巨萬‘；‘在兩都及巡遊，常以僧尼道士女官（冠）自随，謂之四道場‘。并仿照‘仙山瓊閣‘在宮内興建西苑，‘每日于苑中林亭間盛陳酒馔，敕燕王倓與钜、皛及高祖嫔禦爲一席，僧、尼、道士、女官（冠）爲一席，帝與諸寵姬爲一席，略相連接，朝罷即從之宴飲，更相勸侑，酒酣殽亂，靡所不至，以是爲常。楊氏婦女之美者，往往進禦，白白白出入宮掖，不限門禁，至于妃嫔、公主皆有醜聲，帝亦不之罪也‘。⑥隋的統一也促進道教的南北融彙，這種融彙以茅山宗爲主流。在陶弘景之後，茅山宗傳往北方的上清經法，已經納入靈寶、三皇及召神劾鬼之類的道經，并與北方的樓觀道相結合。從茅山道士焦曠入居華山，樓觀道士王延前往師之，得其傳授三洞秘訣真經；樓觀道士侯楷‘行三奔術，誦《大洞經》及《三皇内文》劾召之法‘；以及王延‘校雠三洞經法、科儀戒律飛符箓‘、撰寫《三洞珠囊》等事觀之，不難發現當時南北融彙的蛛絲馬迹。王遠知在北方的積極傳道，加上受隋炀帝殊寵，對茅山宗在北方的傳播和發展具有極重要的意義。《隋書經籍志》在談到隋代受道之法時稱：‘初受《五千文箓》，次受《三洞箓》，次受《洞玄箓》，次受《上清箓》。‘

表明上清經法在當時已被确認爲上品道法。

由于隋統治者道佛并重，獨輕儒生，隋末參加農民起義的儒生較多，道士較少。盡管如此，但在波瀾壯闊的隋末農民大起義中，有些道士眼看隋王朝行将覆滅，便抛棄舊的統治者，或者暫時躲進山林，坐以待變；或者在逐鹿中原的群雄中物色新的政治靠山，如東都道士桓法嗣認爲王世充‘當代隋爲天子‘，便投靠王世充；泰山道士徐洪客則寄希望于李密，向李密獻進取天下之策；道士魏徵亦‘進十策以幹密‘，密‘雖奇之而不能用‘。及密敗，魏徵乃随密歸唐，成爲唐太宗時的名臣。在隋末道士中，比較多的人認爲李淵父子能取得天下，故紛紛投其麾下，爲建立李家王朝效勞。其中尤以樓觀道士歧晖和茅山宗領袖王遠知爲甚。歧晖在大業七年即稱‘天道将改，當有老君子孫治世，此後吾教大興‘。大業十三年，當李淵起兵反隋至蒲津關時，興奮之情溢于言表曰：

‘此真君來也，必平定四方矣。‘乃改名平定，發道士八十餘人向關接應，盡以觀中糧資唐軍。

唐代道教的勃興

李淵稱帝後，認爲歧晖資助興唐有功，遂于武德二年（619）五月，敕令樓觀鼎新修營老君殿、天尊堂及尹尊人廟，凡觀内屋宇務令寬博，稱其瞻仰，并以隋尚書蘇威莊田二百頃賜觀，仍于觀側立監，置官檢校修造，即以歧平定主觀事。

三年春，又親詣老君于祠庭，召見平定及法師呂道濟、監齋趙道隆。乃降诏：‘改樓觀曰宗聖觀，賜白米二百石，帛一千匹，以供觀中修補。‘⑦王遠知本和隋炀帝楊廣交往甚密，楊廣曾‘親執弟子禮‘，但在炀帝晚年，他眼見天下兵起之勢，便又自稱‘奉老君之旨‘，向李淵‘預告受命之符‘。故李淵登位後即拜授他爲朝散大夫，并賜金縷冠、紫絲霞帔。王遠知不僅向李淵密告符命，同時還恭維李世民是‘聖人‘，預言他‘方作太平天子‘，要他‘自惜‘。在李世民與其長兄李建成争奪皇位的鬥争中，佛教徒以法琳爲首擁護李建成，而道教徒以王遠知爲首擁護李世民，結果李世民取得勝利，故即位後十分器重王遠知。《舊唐書王遠知傳》載：‘太宗登極，将加重位，固請還山。至貞觀九年（635），敕潤州于茅山置太受觀，并度道士二十七人。‘又降玺書以褒獎之。王遠知曆經齊、隋、唐三朝更替而恩寵不衰，爲茅山宗在唐代成爲道教主流的格局奠定了基礎。道士薛頤也是如此，武德（618～626）初，當李世民作爲秦王時，他即向其密告符命：‘德星守秦分，正當有天下，願王自愛。‘李世民登基後便爲他‘置紫府觀于九緵山，拜頤中大夫，行紫府觀主事‘。⑧唐代統治者之所以尊崇道教，還有一個特别的原因，就是唐初門閥士族的傳統勢力還很強大，若非系出名門，就得不到社會的重視。李唐統治者爲了提高其門第，神化其統治，乃利用道教所奉的教主老子姓李，唐皇室也姓李的關系，即尊老子叙爲始祖，宣稱自己爲‘神仙苗裔‘。這樣，既可借神權提高皇朝地位，又可借此宣稱李氏取代隋朝爲‘奉天承運‘。因此，當歧晖、王遠知等道士宣稱奉老君之旨，向他們密告符命之時，便大肆渲染與贊賞。以後這類神話更是有增無已。據《舊唐書高祖紀》《混元聖紀》《曆代崇道記》等書記載：大業十三年（617），李淵與隋牙郎将宋老生交戰于霍邑，‘會霖雨積旬，餽運不給‘，在即将退兵時，忽有‘霍山神稱奉太上老君命‘告之曰：‘汝當來，必得天下‘。于是李淵遂在太上老君的幫助下，‘引師趨霍邑，斬宋老生，遂平霍邑‘。與此同時，據稱老君又‘降于終南山，語山人李淳風曰：‘唐公當受天命‘。淳風由是歸唐‘。《唐會要》卷五十《尊崇道教》載稱：‘武德三年（620）五月，晉州人吉善行于（浮山縣）羊角山見一老叟，乘白馬朱鬣，儀形甚偉，曰：

‘爲吾語唐天子，吾汝祖也，今年賊平後，子孫享國千歲。‘‘李淵即在羊角山建老君廟，祠祀其祖老子。宣稱自己和老君乃一脈相承。武德八年，李淵正式頒布《先老後釋诏》：‘老教孔教，此土先宗，釋教後興，宜崇客禮，令老先、孔次、末後釋。‘⑨明确規定道教在佛教之上，制定了有唐一代奉道教爲皇家宗教的崇道政策。次年五月，他又‘以京師寺觀不甚清淨‘爲由，下诏沙汰僧尼道士。诏書一一曆數佛教徒的種種罪惡，對道教徒則輕描淡寫籠統謂之‘馳驅世務，尤乖宗旨‘；最後規定：‘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⑩表面上是道釋二教都要進行沙汰，實際卻是打擊佛教，扶持道教的。因爲當時佛教徒和寺院數目遠較道教徒和道觀爲多。按照诏書規定，就是要使道佛二教的教徒和廟宇大體相等，顯然是執行抑佛崇道的政策。诏書宣布後不久，即發生李世民誅殺其長兄李建成的‘玄武門之變‘，從此李世民掌握了政權，在宗教上按照其父李淵的既定政策，繼續大力扶持道教。

唐雖承隋的道佛并容政策，但隋以崇佛爲主，而唐則以崇道爲主。道佛二教則互相排擠，彼此都想一教獨尊，而唐初社會上仍有重佛輕道的積習。李世民爲使‘尊祖之風，贻諸萬葉‘，遂于貞觀十一年（637）繼李淵之後再次下诏，規定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宣稱：‘大道之行，肇于邃古，源出無名之始，事高有外之形，邁兩儀而運行，包萬物而亭育，故能經邦緻治，返樸還淳。至如佛法之興，基于西域，愛及東漢，方被中華。……泊乎近世，崇信滋深。……遂使殊俗之典，郁爲衆妙之先；諸華之教，翻居一乘之後。流連忘返，于茲累代。朕夙夜寅畏，緬惟至道，思革前弊，納諸軌物。況朕之本系，起自柱下，鼎祚克昌，既憑上德之慶；天下大定，亦賴無爲之功。宜有改張，闡茲玄化。自今已後，齋供行立，至于稱謂，道士女冠可在僧尼之前。庶敦本之學，暢于九天；

尊祖之風，贻諸萬葉。‘⑾這個诏書顯然是崇道抑佛的命令。因此，诏下之後，佛教徒智實、法琳并約集法常、慧淨等詣阙，上表力争，李世民令岑文本宣敕嚴誡，衆僧飲氣而還。唯智實固執不奉诏，乃遭杖責于朝堂，次年病卒。這是唐代道佛二教互争地位高低，道教在政治上得到李唐皇室支持，而取得第一次優勢的地位。貞觀十三年，道士秦世英又控告法琳毀謗皇宗老君，李世民派人嚴行勘問，将其流放益州而死于途中，再次給予佛教徒以沉重的打擊。

高宗李治，昏庸無能。嗣位之初，政權執掌在長孫無忌、諸遂良等貞觀老臣之手，遵守貞觀遺規，繼續奉行崇道抑佛的政策。永徽五年（654），他從尼寺裏召太宗時的才人武則天入宮爲昭儀。次年廢皇後王氏，立武則天爲皇後，并參預朝政，後稱天後。顯慶五年（660）以後，政權已全歸武則天掌握，她欲以周代唐，便依靠佛教大造篡權奪位的輿論。因之，佛道輕重關系逐漸發生變化。但李治爲維護唐王朝的統治，仍采取了以下一些崇道措施：

（一）據《舊唐書高宗本紀》下載：乾封元年（666）二月，他親到亳州拜谒老君廟，追号老君爲‘太上玄元皇帝‘，立祠堂；其廟置令、丞各一員，并改陽谷縣爲真源縣，縣内宗姓特免除徭役一年。

（二）以《老子》爲上經，令王公百僚皆習，并将其列爲科舉取士的考試内容。上元元年（674）十二月，天後上表，以爲國家聖緒出自玄元皇帝，請令王公百僚皆習《老子》，每歲明經一準《孝經》《論語》例試于有司。儀鳳三年（678）五月，高宗下诏：‘自今已後，《道德經》并爲上經，貢舉人皆須兼通。‘⑿

（三）提高道士地位和優寵道士。據《佛祖統紀》卷三十九載：儀鳳三年（678），高宗李治令道士隸宗正寺，班在諸王之次。唐代的宗正寺是管理皇室宗族事務機構，将道士歸它管理，即視男女道士爲自己的本家。高宗對王遠知的弟子潘師正甚爲崇敬，不僅親切召問‘山中有何所須‘，還在他隐居的嵩山逍遙谷造崇唐觀一所，嶺上别起精思觀以處之。又在谷口特爲之開一門，号遊仙門，于苑北置尋真門。時太常奏新造樂曲，高宗又令以《祈仙》《望仙》《翹仙》爲名。前後贈詩凡數十首。其對道士的恩寵之隆，可見一斑。

（四）興建道觀。高宗時，各地興建道觀較多。如顯慶元年（656）立‘昊天觀‘和‘東明觀‘；顯慶二年（657）立‘宏道觀‘；乾封元年（666）于兖州界置紫雲、仙鶴、萬歲觀，天下諸州皆置觀一所。直到臨死前，還于永淳二年（683）十二月四日下诏：‘朕之綿系，兆自元元。常欲遠葉先親，光宣道化，變率土于壽域，濟蒼生于福林。……可大赦天下，改永淳二年爲宏道元年，仍令天下諸州置道士觀，上州三所，中州二所，下州一所，每觀度道士七人，以彰清靜之風，佇洽無爲之化。主者施行，是則奉先尊祖，複樸還淳之旨也。‘⒀據說他在宣诏時，已經‘氣逆不能上馬‘，是夕，即‘崩于真觀殿。‘⒁

可見至死不忘尊奉老君，扶持道教，以維護李唐‘綿系‘。

但武則天爲欲依靠佛教勢力，取李唐而代之，并且掌握了實權，故高宗李治已不能像太宗李世民那樣給道教以強有力的支持。顯慶元年（656）五月，以玄奘爲首的佛教徒要求調整道先佛後的關系，李治于次年六月召集二教代表對此進行辯論，朝中大臣也有附和佛教者。到上元元年（674）八月，李治隻好下诏宣布：‘公私齋會及參集之處，道士女冠在東，僧尼在西，不須更爲先後。‘⒂道佛二教平起平坐。武則天上台後，一面對佛教徒厚加賞賜，大肆營造佛堂、佛像，盡力扶持佛教；一面又毅然改變高祖李淵以來的崇道政策，下令削去太上老君的‘太上玄元皇帝‘尊号，規定‘釋教在道法之上，僧尼處道士女冠之前‘。接着又罷貢舉人習《老子》的規定，自制《臣軌》兩卷，令貢舉人爲業。神龍元年（705）正月，宰相張柬之與崔玄暐、敬晖等以恢複李唐爲号召，誅殺武則天的嬖臣張易之、張昌宗，迎立中宗李顯複位。中宗複位後，立即于同年二月‘複國号，依舊爲唐。……老君依舊爲玄元皇帝。……令貢舉人停習《臣軌》，依舊習《老子》。‘⒃但中宗李顯也是庸懦無能之輩，即位不久，皇後韋氏幹預朝政。韋氏複仿效武則天，依靠佛教勢力，并與武氏集團相勾結，陰謀篡奪政權。于景龍四年（710）六月，毒死中宗李顯，臨朝稱制。道士馮道力‘善于占兆‘，向李隆基密布‘誠款‘，李隆基帥兵‘斬關而進‘，盡誅韋、武黨羽，擁立李旦爲帝，是爲睿宗。睿宗在位不久，即傳位李隆基。

玄宗李隆基鑒于武氏、韋氏均依靠佛教勢力篡奪李家王朝的事實，自即位之日起，便大力推進開國以來的崇道政策，以提高道教地位，促進道教的發展，從而形成了唐代道教的全盛時期，這在道教發展史上具有重大影響。玄宗采取的措施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盡量神化‘玄元皇帝‘，掀起崇拜狂熱。首先，他本人多次親到玄元皇帝廟谒拜，并不斷提高老子封号。天寶二年（743）追尊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天寶八載又尊爲‘聖祖大道玄元皇帝‘，天寶十三載再次尊爲‘大聖祖高上大道金阙玄元天皇大帝‘。同時并爲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加‘大聖皇帝‘之字，太穆、文德、則天、和思、昭成皇後加‘順聖皇後‘之字。這樣，使唐代開國以來的帝、後均和‘大聖祖‘老子更加緊密地聯系在一起，借以維護李唐王朝的統治。其次，一再令天下諸州普遍建立玄元皇帝廟，并給其廟改名。開元十年（722），下诏令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開元十九年五月，令五嶽各置老君廟，開元二十九年正月，又诏令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在玄宗的一再诏令之下，全國各地都興建了玄元廟，其建築也極其富麗堂皇。又多次下令給玄元廟更改名稱，加西京改太清宮，東京改太微宮，諸州改紫極宮，并爲之選配道士，賜贈莊園和奴婢等。再次，大肆制作玄元皇帝神像，分布天下。據《唐鑒》卷九記載，開元二十九年正月，玄宗自稱夢見玄元皇帝，并告之曰：‘吾有像在京城西南百餘裏，汝遣人求之，吾當與汝興慶宮相見。‘玄宗遂遣使求得于周至樓觀山間，閏四月，迎置興慶宮。五月，令圖寫玄元真容，分送諸州開元觀安置，并诏令所在道士女冠等皆具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仁各賜錢用，充齋慶之費；自今以後，常令講習道經，以暢微旨；所置道學，須加倍敦勸，使有成益。诏書又令：‘今者真容應見，古所未聞，福雖始于邦家，慶宜均于士庶，其親王、公主、郡主、縣主及内外文武官等，并量賜錢，至休假之辰，宜以酒食，用申慶樂，諸道節度使及将士等亦且準此。‘⒄他不僅圖寫‘真容‘，而且還于天寶三載三月，令兩京及天下諸州于開元觀以金銅鑄玄元等身天尊各一軀。太清宮成，又命于太白山采白玉爲玄元聖容，又以白玉作玄宗聖容侍立于玄元之右。天寶八載又于太清、太微宮聖祖前，更立孔子及‘四真人‘像以列左右；并以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之像作爲玄元的陪祀，從而樹立了老君無與倫比的崇高地位。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上言：‘玄元皇帝降見于丹鳳門之通衢，告賜靈符在尹喜之故宅。‘⒅玄宗即派人就函谷關尹喜台西發得之，乃置玄元廟于大靈坊，并以函谷寶符潛應年号，改元‘天寶‘，又改桃林縣爲‘靈寶縣‘，晉升田同秀爲朝散大夫。

時人皆疑寶符爲同秀所作，而玄宗卻大加贊賞。此後，人稱親見玄元皇帝者不絕。正如範祖禹《唐鑒》所稱：‘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矣。明皇崇老喜仙，故其大臣谀，小臣欺，蓋度其可爲而爲之也。不惟信而惑之，又嘗以勸之，則小人孰不欲爲奸罔哉？‘

第二，盡量提高道士的社會地位。首先，他于開元二十五年（737）七月，再次下令重申：‘道士女冠宜隸宗正寺，僧尼令祠部檢校。‘并規定：凡道士女冠有犯法者，須按道格處分，州縣官吏一律不得擅行決罰，違者處罪，借以維護道教的尊嚴。其次，他經常召見道士，拜官賜物，甚至親受法箓，以道士爲師。開元九年，玄宗遣使迎天台道士司馬承祯入京，親受法箓，前後賞賜甚厚。及還山，玄宗賦詩相贈。十五年又召至都，并令其于王屋山自選形勝，爲之建陽台觀，玄宗親自題額，并賜絹三百匹，以充藥餌之需。又令玉真公主及光祿卿韋韬至其所居修金箓齋，複加贈賜。對其弟子李含光也甚尊寵。天寶四載十二月，玄宗命中使赍玺書征之入京，館于禁中，每欲咨詢，必先齋沐。含光還山，乃敕楊、許故宅紫陽觀居之，并明令禁止樵采。天寶七年三月十八日，玄宗受《上清經箓》于大同殿，先遣使至茅山告含光受經箓之期，遙禮度師，賜号玄靜先生，并賜法衣，以伸師資之禮。

第三，規定天下諸州均須遵守道教節日制度。開元二十二年十月十三日，玄宗下令：‘道家三元，誠有科戒……今月十五日是下元齋日，禁都城内屠宰，自今已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三元日，起十三日至十五日并宜禁斷屠宰。‘⒆開元二十五年又下令規定：每年道教教主玄元降生日，天下諸州皆須設祭祀。天寶七載又下令規定：‘自今已後，天下每月十齋日，不得辄有屠殺。‘并且對道教代表人物和各地的靈山仙迹，都規定了崇禮醮祭制度。

第四，設置崇玄館，規定道舉制度，以‘四子真經‘開科取士，并設置玄學博士。開元二十一年正月，制令士庶家均須藏《老子》一本，每歲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兩條策，加《老子》策。開元二十五年正月，初置玄學博士，每歲依明經舉。二十九年正月，制令兩京及諸州各置崇玄學，置生徒，令習《老子》《莊子》《列子》《文子》，每年準明經例考試，稱爲‘道舉‘。另外又‘降制‘：‘諸色人有能明《道德經》及《莊子》《列子》《文子》者，委所由長官訪擇具以名聞，朕當親試，别加甄獎‘。⒇天寶元年二月又規定将莊子号爲南華真人、文子、列子、庚桑子分别号爲通玄真人、沖虛真人和洞虛真人，四子所著書改爲真經。崇玄學置博士、助教各一員，學生一百人。次年正月，又将崇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學士員。并規定大學士以宰相爲之，領兩京玄元宮及道觀。

第五，規定以《道德經》爲諸經之首，親自爲之作注，頒示天下。開元二十一年，玄宗親注《道德經》，二十三年又修《義疏》。天寶二年，诏令崇玄館學士于三元日講《道德》《南華》諸經，群公百辟，鹹就觀禮。爲了突出《道德經》的地位，天寶四載十月下诏規定：其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南華等真人猶稱舊号者，并宜改正；宜以《道德經》列諸經之首，其《南華真經》等，不宜編在子書。天寶十四載十月，頒示《禦注老子》并《義疏》于天下，令學者習之。

第六，搜集天下道書并進行整理和傳播。玄宗在即位之初，即先天元年至二年（712～713），命太清觀主史崇玄及昭文館、崇文館學士崔‘，湜，盧藏用、沈佺期、員半千、薛稷等修《一切道經音義》及《妙門由起》等共約150卷，玄宗親自爲《一切道經音義》作序。開元中，又發使搜求道經，纂修成藏，目曰《三洞瓊綱》，總三千七百四十四卷（或謂五千七百卷），這是曆史上第一次編纂的《道藏》。爲了使道經廣爲流布，天寶八載下敕：今内出《一切道經》，宜令崇玄館即繕寫，分送諸道采訪使，令館内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采訪郡太一觀持誦。天寶十載又命寫《一切道經》五本（部），頒賜諸觀。

第七，大力倡導齋醮和道教樂曲。《舊唐書禮儀志》稱，玄宗禦極多年，尚長生輕舉之術，于大同殿立真仙之像，每中夜夙興，焚香頂禮。天下名山，令道士中官合煉醮祭，相繼于路。投龍奠玉，造精舍，采藥餌，真訣仙迹，滋于歲月。

因爲玄宗崇尚齋醮，故特别愛好各種齋醮樂曲，并組織創作。

據《新唐書禮樂志》載，開元九年，玄宗命司馬承祯制《玄真道曲》，李含光制《大羅天曲》，賀知章制《紫清上聖道曲》。開元二十九年及天寶四載，他還先後自制《霓裳羽衣曲》《紫微送仙之曲》等奏于太清宮。天寶十載還在内道場親自教諸道士步虛聲韻。

由于玄宗的崇道，當時一些公主妃嫔，多有入道爲女真者，楊貴妃也被度爲太真宮女道士。朝臣中如宰相李林甫等，皆請舍宅爲觀，太子賓客賀知章清爲道士，詩人李白也加入道教。僅長安城中的道觀就有三十所之多。王公大臣對他的‘尊道教‘，‘表賀無虛月‘，道士升官進爵者頗不乏人。

安史之亂一度波及‘仙山瓊閣‘，遂使‘正教淩遲，兩京秘藏，多遇焚燒‘。MD許多‘洞天福地‘，也被侵占。盡管如此，唐代的崇道政策并未根本動搖。在肅宗李亨平息了安史之亂後，直到僖宗李儇，無不繼續‘尊祖‘、‘崇本‘，采取許多崇道措施，使道教在中唐以後逐步恢複并繼續發展。其中，尤以武宗李炎在位時最爲突出。

武宗李炎是繼玄宗之後又一個熱烈崇道者。他‘在藩時‘即‘頗好道術修攝之事‘。開成五年（840）正月，剛即位便下敕規定：二月十五日大聖祖玄元皇帝降生日爲降聖節，令兩京及天下諸州府設齋行道作樂，賜大酺三日，軍期急速亦不在此限，永爲常式。是年秋，召道士趙歸真等八十一人入禁中，于三殿修金箓道場，武宗親至三殿于九天玄壇受法箓，以歸真爲師。會昌元年（841）六月，又以衡山道士劉玄靖（一作靜）爲銀青光祿大夫，充崇玄館學士，賜号廣成先生，令與道士趙歸真于禁中修法箓。會昌三年夏，作望仙觀于禁中。四年三月，以趙歸真爲左右街道門教授先生。五年又迎羅浮道士鄧元起（一作超），複造望仙樓于禁中，同時還建降真台，均極盡奢侈豪華。由于武宗的崇道，道士趙歸真、劉元靖、鄧元起等人的慫恿排佛，加以宰相李德裕的贊同，遂釀成會昌滅佛事件。武宗下令檢括天下寺院及僧尼人數，并省天下佛寺，以‘懲千古之蠹源，成百王之典法‘，‘将使六合黔黎，同歸皇化‘。表明他的廢佛，是爲了扶持道教。結果‘天下所拆寺四千六百餘所，還俗僧尼二十六萬五百人，收充兩稅戶，拆招提、蘭若四萬餘所，收膏腴上田數千萬頃，收奴婢爲兩稅戶十五萬人‘。ME時五台僧人多亡奔幽州，李德裕命人封鎖居庸關，凡有遊僧入境則斬之。這是唐代開國以來對佛教最大的一次打擊。

安史之亂以後，藩鎮割據日益嚴重，與盛唐時期相比，道教也相對由盛而衰。但唐玄宗以後的統治者仍然奉行崇道政策，繼續扶植道教，不斷給道教上層人士封官晉爵，饋贈财帛，乃至延入宮闱侍奉，親受法箓，并不斷興建宮觀，發展道徒，促使道教在新的曆史條件下仍然繼續得以恢複和發展。

據杜光庭于中和四年（884）十二月十五日的記載，唐代從開國以來，‘所造宮觀約一千九百餘，所度道士計一萬五千餘人，其親王貴主及公卿士庶或舍宅舍莊爲觀并不在其數‘。MF在道教理論建設方面，唐代許多道教學者汲取儒釋的一些思想，對教理、教義和修煉方術作了全面的發展，它不僅爲宋元道教理論的拓展創造了條件，而且在中國思想史和哲學史上zhan有重要的地位。這個時期，湧現了許多著名的道教學者，如孫思邈、成玄英、王玄覽、李榮、司馬承祯、吳筠、李筌、張萬福等，特别是以成玄英、李榮爲代表的重玄派，對當時和以後道教理論的發展都産生了重大的影響。自曹魏時道士孫登‘以重玄爲宗‘解釋《道德經》以來，道教中逐漸形成一個重玄派。發展到唐初，經成、李等人的系統論述并汲取佛教中觀思想，遂成爲當時《老子》學中最有影響的流派。該派闡釋《老子》有兩大特征：一是援《莊子》入《老子》，二是援佛學入《老子》。因此，重玄派也給佛教思想以影響，如佛教三論宗著作中即多次提到‘重玄‘的概念。唐玄宗注疏《老子》吸收了重玄派的某些觀點；王玄覽的《玄珠錄》明顯受重玄派思想方法影響；孟安排《道教義樞》集道教教義之大成，其中多爲重玄派闡說的義理；重玄派闡釋《老子》的一些哲學範疇如‘理‘、‘心‘、‘性‘等對宋明理學的形成具有相當的影響。經重玄派和其他道教思想家的闡發，唐代道教思想更爲思辨化，更富哲理性。

道教科儀，在唐代也有較系統的發展。随着大量宮觀的興建和道士人數的增多，對齋醮儀式和科律的需求日增，《全唐文》中所收名目繁多的各種齋詞、醮詞、青詞、歎道文、忏文等，正是當時道教科儀繁榮的記錄。唐玄宗時，道士張萬福編撰科儀經文《傳授三洞經戒法箓略說》《三洞法服科戒文》《洞玄靈寶道士受三洞經戒法箓擇日曆》《洞玄靈寶三師名諱形狀居觀方所文》《醮三洞真文五法正一盟威箓立成儀》等，是繼陸修靜之後的進一步發展。與張萬福大緻同時的玉清觀道士朱法滿則編《要修科儀戒律抄》十六卷，摘抄五十餘種道書，實爲當時道教科儀戒律的縮影。唐末五代的杜光庭著《道門科範大全集》八十七卷，将道教主要道派的齋醮儀式加以統一并使之規範化，集唐代道教齋醮科儀之大全，他制定的道門科範，至今仍爲道教所沿用。當時道教界十分注重宗教戒律的傳授，齋醮儀式也更趨完備和規範化。

唐代對宮觀經濟也予以扶持。按唐制，‘凡道士給田三十畝，女冠二十畝‘。MG可見唐初道士可分得口分田。朝廷先曾規定：‘道士通《三皇經》者，給地三十畝‘，後改爲‘道士通《道德經》者，給地三十畝‘。MH除口分田外，對一些著名宮觀還别有賞賜。武德二年（619）賜樓觀台土田十頃及仙遊監地充莊。弘道元年（683），诏葉法善天師，封嶽地方四十裏，充觀長生之地，禁樵采，斷田獵。唐玄宗賜西京太清宮、東京太微宮近城莊園各一所，并量賜奴婢等，使宮觀zhan有了一定量的田産。另外，宮觀還通過繼承遺産、購置、‘官人百姓将莊田宅舍布施‘等方式獲得田莊。賀知章記述龍瑞宮周圍方圓幾十裏都爲其所管山界，表明某些大的道教宮觀擁有的田産十分可觀。但當局對于限外占田，也有所限制，對多占的土地，則予以收回。宮觀除經營田莊而外，還通過營構宮觀建置房産。有的以敕賜财物造宮觀，如中和三年（883）郭遵泰監在青羊宮，土木之工并用内庫宣賜；有的将香燈齋醮所得财施崇葺觀宇，興置像設。這些房地産成爲宮觀經濟的主要支柱之一。

宮觀對社會經濟也産生一定影響，出現了圍繞宮觀開展的經濟活動，如生産、販賣道教法事所需的器物，專業的寫經、鑄像等。如唐末五代四川成都的‘蠶市‘，就是道教節日或重大法事活動時在道觀周圍形成的臨時集市。據杜光庭《道教靈驗記》記述，蠶市一般是三月三日在宮觀周圍進行，并有受箓活動等。實爲近代廟會經濟之雛形。

唐代道教對社會生活的影響亦不容忽視，社會各階層都有信仰道教的。除唐皇室崇道外，大臣百官中也有不少人信奉道教，向往神仙。有的自願棄官爲道士，有的則居官學道，有的與道流過從甚密。由于向往神仙長生，上層社會中服食道教丹藥蔚然成風。尉遲敬德晚年笃信仙方，飛煉金石，服食雲母粉；李德裕好服藥，有道士李終南授以丹砂丸；李抱真晚年好方士，以冀長生，有孫季長爲之煉金丹。高處廟堂之上者如此熱衷道教，退居山林的隐士更與道教有不解之緣。

當時不少著名隐士實爲‘道隐‘，雖未正式隸身道流，實則行徑與道士無異，多以道教思想、方術自慰自娛。文人學士将崇尚道教、與高道作方外遊視爲風雅。陳子昂‘早愛赤松遊‘，顔真卿‘德慚好道‘；李白、賀知章幹脆受箓入道。在尋常百姓日常民情風俗中道教的影響更是比比皆是。

在廣泛表現社會生活的文學藝術作品中，更能感受到道教的深遠影響。唐詩中有許多以宮觀、道士爲素材的題詠，詠歎神仙世界的奇谲瑰麗，渴望飛升入仙班成爲唐詩的一大主題。唐人傳奇小說中亦充滿道教神仙故事。唐代文人畫多取材于道教神仙人物。吳道子在洛陽老君廟畫‘老子化胡經變相‘等壁畫。憲宗時曾刻闆印行《老子化胡八十一化圖》。道教對神仙世界的想象，啓發了唐代宮廷建築的設計，道教音樂不絕于皇宮之中。可見，道教對唐代文學藝術的發展也頗具影響力。

道教的影響還遠播海外。高祖李淵曾派使臣到高麗送天尊像，又派道士到高麗宣講《老子》。道教還傳入真臘，當地人‘尤信道士‘。MI日本也傳入道教經書，故王維在《送秘書晁監還日本國并序》中有‘金簡玉字，傳道經于絕域之人‘。唐太宗令道士成玄英等與玄奘合作将《道德經》譯爲梵文，王玄策在印度建碑文宣傳道教自然無爲思想。這些都表現出盛唐時代道教的興盛景象。

承唐餘緒的五代道教

五代十國是晚唐藩鎮割據的繼續和進一步發展。在五代的‘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弑者八，長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MJ出現‘置君猶易吏，變國若傳舍‘MK的局面，各國各代王朝統治的時間都很短促。但帝王中仍有不少因襲唐代風氣，崇信道教者。如後唐明宗李嗣源，鑒于‘天下宮觀，久失崇修‘，爲了‘複我真宗‘、‘期上玄之福佑‘，于天成（926～929）中曾大力修複道教宮觀，四方凡有玄元皇帝宮殿處，均整飾一新，并給上清宮崇道觀重制牌額。

長興四年（933），又召道士二十人于中興殿修金箓醮，七日而罷。後晉高祖石敬塘也‘素尚玄元‘，即位之初，曾屢召道士張薦明，問以治國之道，請其宣講《道德經》，并拜他爲師。

天福五年（940）十一月，又‘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闆，命學士和凝别撰新序冠于卷首，俾頒行天下‘。**後周世宗柴榮，大力推行崇道抑佛政策，在毀佛的同時，又親切召見華山道士陳抟，問以黃白、飛升之術，賜号‘白雲先生‘。閩主王瞞（原名延鈞），頗好神仙之術，對道士陳守元極爲信任，造寶皇宮，以守元爲宮主，并拜之爲師，親自受箓，取道名玄錫。

其子昶即位後，拜道士譚紫霄爲正一先生；又拜陳守元爲天師，賜号洞真先生，對其更爲寵信，‘乃至更易将相，刑罰選舉，皆與之議。守元受賂請托，言無不從，其門如市‘。NC天福二年（937）四月，造作紫微宮，飾以水晶，土木之盛，倍于皇宮。天福四年（939）四月，又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大帝、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求神丹，政無大小，皆由寶皇命決之。前蜀王建，拜道士杜光庭爲金紫光祿大夫，左谏議大夫，封蔡國公，進号廣成先生。

其子王衍繼位後，更是大修宮殿，仿效李唐尊老子爲聖祖，于乾德五年（923）‘起上清宮，塑王子晉像，尊以爲聖祖至道玉宸皇帝，又塑建及衍像侍立于其左右；又于正殿塑玄元皇帝及唐諸帝，備法駕而朝之‘。ND其他如吳王楊行密，寵信道士聶師道，尊爲‘問政先生‘。卒後，追贈銀青光祿大夫、鴻胪卿。吳越王錢霮，親往餘杭大滌洞拜訪道士闾丘方遠，并爲其築室宇居住。廣順二年（952），吳越錢弘俶在位，爲道士朱霄外修建天台桐柏崇道觀，築室于上清閣西北用以收藏道經，并賜金銀字經二百函及三清銅像。南唐李癉對道士王犧霞，李煜對道士譚紫霄，均甚表崇敬。李煜曾召譚紫霄至建康，賜以道号，階以金紫，紫霄皆讓而不受。燕主劉守光曾以道士劉哲（即劉海蟾）爲相。

事實說明，五代十國的封建統治者在兵荒馬亂之中盡管自顧不暇，但不少人對道教仍然崇奉和扶持。他們尊寵道徒，興修宮觀，收集散失的道書，命道士宣講道經等，這對道教的繼續維系和發展，不能不産生一定的影響。

北宋的崇道

經過五代十國的動亂和分裂，北宋王朝建立後，又歸于統一。北宋的封建統治者繼承唐代儒道佛兼容和對道教的崇奉扶持政策。真宗和徽宗時期是前後兩個高潮，然而這一政策的奠基者，乃是開國君主太祖和太宗兩兄弟。

太祖趙匡胤在未作皇帝之前，便與道士有所交往。他在奪取後周政權時，也曾利用‘符命‘爲其制造輿論。特别是華山道士陳抟，曾以此幫助他積極争取群衆。稱帝以後，盡管尚在戎馬倥偬之際，即對發展道教給予極大的關注。他親自召見道士蘇澄（一作蘇澄隐）、王昭素等人，并登門請教‘治世養生之術‘，賜贈封号财物。他還集京師道士對其學業進行考核，并斥退品學不良者，以提高道教的素質；又對張陵以後道教的‘寄褐‘等陋習作了整頓，這些對道教本身的發展都大有好處。太宗趙光義召見道徒的活動更爲頻繁，并對黃白等術頗感興趣。在他統治時期，陳抟、丁少微、王懷隐、陳利用、郭恕先、張契真、趙自然、柴通玄等人均曾受到尊寵。他還不斷地興建宮觀，又積極搜集道書，命散騎常侍徐铉、知制诰王禹偁等校正，删去重複部分，共得三千七百三十七卷，寫演分賜宮觀。本來由于五代之亂，造成‘道教微弱，星弁霓襟，逃難解散，經籍亡逸，宮宇摧毀‘NE的衰敗局面，經過宋初太祖和太宗的大力扶持之後，遂使道教得以逐漸恢複，并爲它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到真宗趙恒時，便把這種崇道政策推向了一個高潮。

真宗時，趙宋王朝的統治已日益鞏固，社會經濟也比較繁榮。‘澶淵之盟‘以後，外部威脅暫告緩和，使得他有更多的精力和物力來扶持道教。他欲仿效唐代宗祖老子的作法，但因自己姓趙，不便奉老子爲聖祖，于是從道教中另立一位趙姓者作爲聖祖，由此天神降臨并賜語以維護趙宋王朝統治之類的神話故事疊出。據《續資治通鑒》卷二十七載，大中祥符元年（1008）正月，真宗于崇政殿之西序，告訴宰臣王旦、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等人說：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夜将半，他忽見神人星冠绛袍來告之曰：‘來月三日，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勿洩天機。‘此後，他接到皇城司的報告：左承天門屋之南角，有黃帛曳于鸱吻之上。他遣中使往視，其帛長二丈許，緘一物如書卷，纏以青縷三周，封處隐隐有字，蓋神人所謂之天書。王旦等聽後，皆再拜稱萬歲；并同步至承天門，焚香望拜，命内侍周懷政、皇甫繼明升屋取書，由王旦跪奉進。真宗再拜受書，置輿上，複與王旦等步導至道場，授知樞密院陳堯叟啓封。上有文曰：‘趙受命，興于宋，付于恒，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既去帛啓緘，命堯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尚書洪範》、老子《道德經》，始言真宗能以至孝至道治世，次谕以清淨簡儉，終述世祚延永之意。讀訖，藏以金匮。群臣入賀，于崇政殿賜宴。遣吏部尚書張齊賢等奏告天地、宗廟、社稷及京城祠廟。大赦改元，百官并加恩，改左承天門爲左承天祥符門。同年四月，又稱天書複降于大内之功德閣；六月八日，又有天書下降于泰山。真宗備法駕詣殿拜受之後，仍授陳堯叟啓封宣讀，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鹹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曆遐歲。‘史稱：‘自天書議起，四方貢谀者日多，帝好之彌笃。‘NF以至‘一國君臣如病狂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