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旦老了，就會特别地憂慮子孫，會把身後的事情，看得比眼前的事情重要。
英國公張惟賢如今就是這樣，特别是一次又一次長時間的抱病卧床之後。
他倒不是擔心自己後繼無人，因爲現在的他已經兒孫滿堂。
其嫡長子張之極年過四十，雖然并非出類拔萃，但卻勝在老成持重。
而其長孫張世澤也已經年過十六，被他送進了通州的講武堂中去了。
粗粗看來，英國公家族後繼有人，他應該沒什麽可擔心的。
但是之前皇帝親自定下的規矩，卻讓他多了一層憂慮。
原本世襲罔替的英國公爵位，如今很可能面臨着有人繼承卻可能無法順利繼承的問題。
因爲他的長子張之極，雖然一出生就有了錦衣衛指揮佥事的官職，但是卻不喜歡舞刀弄槍當個武人，而是常常吟詩作對舞文弄墨以書生自居，一身的書生氣。
這一次，皇帝要親臨居庸關作戰，英國公張惟賢想要帶着長子陪同前往，但卻因爲舊病複發而未能成行，長子張之極也被皇帝明令留在英國公府中伺候。
在這樣一個國戰、大戰之際，這麽好的立功機會，英國公及其繼承人卻未能參與，這讓他感到非常的不安。
若是他健康康航身體無恙，那麽一切都好好說，以其當今大明京師第一勳貴的地位，将來有的是立功的機會。
就算是崇祯皇帝将來讓成祖皇帝明确世襲罔替的英國公爵位也同樣減等世襲，他也可以慢慢再想辦法。
而且在他看來，公爵分爲三等，一等與三等之間，不過是俸祿上的等差而已，英國公府家大業大，也不在乎朝廷俸祿上的差别。
可惜的是，自從去歲十月以來，英國公張惟賢纏綿病榻長達數月，自知命不久矣，将來的機會雖多，可他卻等不到将來了。
他将自己的長孫張世澤送進了講武堂裏，算是給孫輩一帶事先鋪好了繼承的路子。
但是兒子這一代，卻需要皇帝的特旨以及另兩位軍機大臣的幫襯。
也因此，在這一次禦前會議上議論封爵事務的時候，英國公張惟賢不僅鼎力支持了皇帝的提議，而且親自推薦了兩個封給世爵的人選。
一個是閣臣兼軍機大臣李邦華。
另一個是閣臣兼軍機大臣兼兵部尚書的孫承宗。
如今李邦華已有平陽伯的爵位，按照這次定下的規矩，那就是一等伯的世爵。
這一次，張惟賢提議直接晉其爲一等侯爵。
而原本沒有爵位的孫承宗，張惟賢則提議封其爲一等伯爵。
張惟賢拖着病體，一反常态地這麽做，當然是看中了這兩個人皇帝心中的地位，同時也是趁着自己眼前說話還有用而且還能說話的機會，結好李邦華與孫承宗。
雖然這一次，兩人有了軍功，崇祯皇帝肯定會封賞他們，但是封侯封伯的提議卻是自己提出來的，将來李邦華、孫承宗無論如何也應該厚遇自家的子孫。
張惟賢推薦孫承宗與李邦華的話一說出來，崇祯皇帝和兩位内閣輔臣就都知道了他的這點心思。
但是也都不去說破。
崇祯皇帝當即同意了英國公張惟賢的提議，而且是原封不動地接受了他的提議。
改封平陽伯李邦華爲一等東勝侯，世祿年俸六千五百崇祯銀圓，并賜東勝地四百頃爲永業田，以褒獎其取歸化、複河套之功。
同時，封閣臣兼軍機大臣孫承宗爲一等甯城伯，世祿年俸五千崇祯銀圓，并賜熱河鎮守府北部甯城地三百頃爲永業田，以褒獎其經略薊北、屏障塞外之功。
東勝遠在河套，原來是大明朝東勝衛的所在地，後來被鄂爾多斯諸部侵占，衛所内遷，漢人逃亡，遂淪爲蒙古人放羊牧馬的地方。
如今大明軍隊重回河套，當務之急就是移民填充該地，而将這些地方封給有功之臣，封給有功将士，則是鼓勵移民的最好辦法之一。
四百頃，按照明代的标準，那就是四千畝。
這樣連成一片的田畝，在江南水鄉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即便是在中原地區，也是一個了不得的數字了。
隻不過這個數字，放在地廣人稀的河套地區，特别是放在長城以北極其遼闊一望無際的漠南地區，那就是算不上是一個多麽驚人的數字了。
大明朝的爵位，自從太祖朱元璋定下來之後，采取的全都是虛封的辦法，有爵無地，隻有俸祿。
最初定下的親王歲祿，是米一萬石，宗室郡王以下，包括非宗室封爵的公、侯、伯享有的世祿，各有等差。
主要就是給糧食，養着就好了，除了宗室藩王之外，沒有實際領有的土地。
所以，擁有功臣世爵的公侯伯們，基本上都是居住在京師城内天子腳下，因爲他們并沒有封地。
這一次不同了，崇祯皇帝大封功臣之後，可不是要把他們都集中在京師圈養起來的，而是要讓他們繼續爲了大明朝出去征戰四方的。
不給他們一定的封地，怎麽去激發他們爲國奮戰的動力呢？
就是要把他們打下來的或者堅守住的土地，拿出其中一小部分賞賜給他們作爲其家族永遠傳承的土地，才是對于這些人有吸引力的做法。
至于甯城伯這個爵位，也是如此。
甯城這個地方原來屬于大明朝塞北大甯衛的地方，後來被南下的蒙古人所占據，漢人軍戶早已逃亡幹淨了。
這一世，熱河鎮守府的建立，讓一部分北直隸的漢人又開始北上墾荒的進程，甯城這個後世屬于赤峰的地方，如今才算是多少又有了點人煙。
崇祯二年以來，孫承宗以内閣閣老兼軍機大臣的身份巡視薊北邊備，出動了大量人力，耗費了大量無力，又在八裏罕和甯城等地修築了城堡工事。
目前也算是除了喀喇沁人聚居的烏蘭哈達城（後世内蒙赤峰）以外，大明軍隊北上科爾沁的前哨之一了。
将出身北直隸本地的孫承宗封一個甯城伯的爵位，絕對有利于将來調動起這些人将目光投向北方的積極性。
而這一次，孫承宗看似沒有弄出多大的動靜，沒有斬獲多少建虜的首級，但是去年以來對薊鎮邊外的經營，卻也正是黃台吉不敢再從此地南下的原因。
正所謂善戰者無赫赫之功，說的正是類似這樣的情形。
如今的這位崇祯皇帝當然也知道後世對于孫承宗的評價，知道許多人認爲，正是孫承宗一再主張在遼東修築大量的城堡和堅固的工事，耗費了大明朝廷大量的物力财力，使得遼饷一增再增，最終才拖垮了大明朝的财政。
當時的确還有一種與孫承宗的主張截然不同的戰略思路，那就是王化貞、王在晉等人的主張。
也就是放棄山海關外的全部土地，讓遼東鎮的軍隊退守山海關防禦。
這樣做，一來不用在遼西走廊大建城堡工事，減少财政壓力，二來可以聚攏兵力，以重兵守衛山海關，然後引得敵人來攻，明軍以逸待勞。
這也是一個思路。
隻是這個思路不太符合大明朝的脾性，也不符合大明朝君臣朝野的脾性。
現在很難說這兩種思路到底哪個更好。
也因此，如今這位崇祯皇帝既沒有讓當年執行孫承宗戰略最堅決的袁崇煥去遼東，也沒有讓呼聲很高的孫承宗本人，去主持在遼東對陣建虜的事情。
這倒不是因爲孫承宗築城守土的戰略不對，而是如今的這位崇祯皇帝覺得這個戰略用錯了地方。
明軍在大淩河以北和以東增築城池，幾乎必然要引起建虜後金國的反應與進攻。
然而這個問題放在薊北邊外之後就不存在了。
要占領和守住一個地方，就一定要有一定數量的駐軍，而要有駐軍就一定要有城堡。
這個思路有問題嗎？沒有問題。
特别是對于地廣人稀而且漢人比較少的地方，比如塞北草原。
你不築城防守，這些地方是守不住的，即便是一時守住了，早晚還是會丢掉的。
這也是爲什麽崇祯皇帝痛快地接受了張惟賢的提議，封孫承宗爲一等伯，并且将其封爲一等甯城伯的原因了。